在经济理论领域，新自由主义完全建立在所谓“经济人”“理性人”的假设前提下，根本无力说明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但这一理论前提经过错误宣传，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如有人写道：“前不久，笔者与一个政界人士相聚，在谈及这数十年的变化时他发出感慨道，中国共产党经过改革开放最大的收获可能在于弄懂了人都是‘经济人’，因此一切的政策策略都要以此为出发点。”还有一位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主讲教员在讲课时讲道：“经济人假定”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这位教员还由“经济人假定”推演出“高薪未必一定养廉，但低薪肯定导致腐败”的结论。这些错误的认识，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混淆了是非，显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干扰。
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万能论”，其渊源是出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亚当·斯密意指，每个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结果促进全社会财富增加，国家强大。随后到新古典学派马歇尔运用他的均衡价格论，更认定“经济人”是有理性的，能精打细算，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据此，“看不见的手”学说就归纳断定：让千百万人在市场上自愿行动，结果通过价格体系的调节作用便能使社会经济得到最好的配合。后来，由西方福利经济学进一步加以明确表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判断通常应采用“帕累托准则”或“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是经济中的资源和产量（投入—产出）的分配已达到这样状况：除了牺牲经济中的别的单位之外，不可能重新分配资源，以使某个人（或生产过程）能得到更大满足（或更大产出量）。然而，在当今世界各国，无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还是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已成为不现实的假说了。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中“那只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就算存在，它也是瘫痪的”。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大肆鼓吹“靠市场机制可以很好地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但是当前西方一些经济学者断言：“市场制度不管多么具有创造力，却不能自我调节”；“市场常常惩罚无辜的局外人，但却奖赏不从事生产的投机者。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须知，所谓的“经济理性”并不能指挥个人与集体生活的所有领域；自由市场的存在是使投资者赚钱并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国家需要和社会福利需要。特别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与土壤、植物区系、动物区系、大气等保持平衡，这种生态平衡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坚持生态原则高于市场原则的立场。
需要看到，错误的思想对正确的政策也有着干扰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
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并不是现实的人，从这个“经济人”出发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学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对照之下，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经济人”“理性人”，正是理论脱离实际，是在错误的方法论上虚构出来的关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抽象概念。
首先，“经济人”行为假定是建立在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的前提条件下。但实际上，偏好变化既多又快，而且是不可观测的，于是只有预先假定模型是正确的，它们才能被确认。这显然是一种主观主义。
其次，经济人的理性决策需要完全的信息，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成立的。完全的信息在信息不完全的场合不是一个有用的假定。如果经常没有办法计算取得额外信息的可能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经济人”根本不可能合理决定何时停止活动。尽管西蒙提出，理性就是遵循一个可得到好的解答的程序，而不应用最优解法来定义，可是西蒙后来曾对他的“有限理性”理论结论抱有两点保留意见：一是“谈论什么‘如果我们信息灵通的话，我们就会怎么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根本上就不会有这种情形”；二是“由于人脑有限，我们只使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的一小部分去帮助我们思考。太多的信息与太少的信息同样是不理想的”。最后，“已经证明，经济人是一个可有丰富解释的、在数学上容易处理的人的假定”。但是，“要探究这些模型的比较静态性质的等效，在计算上有些麻烦，所得结果的一般性也大可怀疑”。
再次，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们的经济行为要受到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科技、心理、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被新自由主义奉崇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却从根本上忽略了最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人的决策极少地决定于经济考虑。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可以自发实现经济人的利益，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达到均衡，在帕累托最优中体现出社会的理性。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A·西蒙却指出：“提高经济效益并不是引进市场经济的唯一原因，还应考虑到引进技能，以及引进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组织工作的知识。”“建立市场价格不等于什么事情都办好了，你们还要建立与这市场相适应的组织机构。”“现在中国的首要任务不但是集中注意力在市场改革上……还要集中在组织机构的重建上，从而使得人们的忠诚感得以复活，而不仅仅是为了几元钱而‘折腰’。这就是机构重建的最崇高任务。”新自由主义由于主张个人主义，必然不重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看不到集体行为，也必然否认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其经济分析得到错误的结论并导致错误决策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库特纳断言：“标准经济学不能解释或不予考虑的问题远比经过正式论证‘解决了的’那些问题重要。”他提示：“人们可以设想一种全然不同的经济学，它以经验为依据来探讨标准模式的假设何时适用，何时不适用？技术和体制变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体制方面出现的哪些情况应由政府出面干预？经济状况与文化和政治价值的联系何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利弊权衡何时才真正势在必行，何时只是为了使特权合理化？哪些市场像教科书上的市场那样运作？在哪些文化、技术和体制条件下，对资本投资的市场划分进行干预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成就如此悬殊的真正原因何在？在不同的再分配形式下，实际成本是多少，对动态效率又会带来哪些好处？人的行为的真正动机何在，在哪些环境下，人们是合作的，利他的；又在哪些环境下，人们是利己的？经济刊物很少讨论这些问题，即使偶尔涉及，也只是费解的抽象概念和假设。”这一观点对我国如何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有参考、借鉴和汲取之处。
总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是不适合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只有破除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万能论”和“市场万岁论”神话，我们才能准确地掌握和全面地认清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才能从国情出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通过不断实践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切实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