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中国道路遵循的方向，是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事业，而这也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属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只会和苏东国家一样，犯方向性的错误。全面深化改革唯有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进一步激发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条件，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高效率和新优势。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道路发展过程中的新征程，这一新征程不能脱离中国道路的语境而前行。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实践主体、利益关系、价值目标等均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当前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强化的也正是这些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因素。换言之，既强调对中国道路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坚守，又注重对重新凝聚发展共识和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积极探索和创新突破，这才是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第二，最大公约数思想与中国道路实践主体的统一。中国道路深刻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前进动力的论断。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期，人民群众的集体选择都是决定事业成败的终极因素，这种集体选择是一种凝聚大多数人意志的历史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人民是中国道路的实践主体，中国道路的开辟和前行，体现的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整体利益。同样，全面深化改革只有代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才能不断取得成果。
人民群众是中国道路的实践主体，因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利益群体。寻找最大公约数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人民当家作主内涵于中国道路的价值目标之中，这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在深化改革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为最高利益。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作为重要落脚点，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体现，从而也确保了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道路在价值层面的内在统一。
需要看到的是，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实。不可否认，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人民整体利益有了质的提升。但也要看到影响群众利益的消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例如：在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群体之间还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劳动者利益被忽视的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并产生负面效应；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生态建设之间还存在着不平衡现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又如，在居民收入上当前我国的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在拉大，特别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交织；在国内资本和外资利用上政策存在不合理倾斜、重技术引进轻自主创新的思维还广泛存在；等等。只有从扭转这些现象出发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使改革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群众的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赢得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可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既是坚持群众路线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要求，更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宏伟蓝图的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