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生产和消费失衡的矛盾开始显现。生产和消费失衡反映的是总量失衡而非结构失衡问题，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面临的难题之一。200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46.44%，2013年这一比率已下降到36.17%，十三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不仅远远低于世界60%多的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产能过剩的现象却日益严重，不仅从相对过剩转向绝对过剩，还从钢铁、有色金属、水泥造船、汽车、机械等产业领域蔓延到风电设备、光伏、多金硅等新兴产业。如：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尽管占世界的50%，水泥产量占世界的64%，然而产能利用率仅有72%。产能过剩既导致恶性和盲目竞争，影响到企业效益和工人的就业，甚至还迫使部分企业将资金转向房地产、金融等领域进行投机，加重了经济转型的难度。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合理拉大对改革成果的侵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78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317，2000年越过0.4的警戒线后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尽管2009年以来连续第六年下降，但2014年仍高达0.469。不仅如此，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急速拉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表明，1994—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96.2元增长到26995.1元，增长了672.1%，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则从1221元增长到仅仅8895.9元，仅增长了528.6%。城乡居民的收入不仅在绝对值上的差距在拉大，而且在相对值上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考虑到非公有经济发展后面所隐含的居民财产差距，贫富差距显然将更为严重。这种现象与共同富裕的要求是相悖的。
第五，国际竞争面扩大与创新能力不足失衡成为新的矛盾。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环境已完全不同于刚刚打开国门之时，两者之间有着三个本质的差别：首先，附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跃升，我国传统的“资源换投资”“市场换技术”效应正在削弱；其次，随着西方应对经济危机的“再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区域经济合作（如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趋势的加强，围绕国际市场的争夺将日益激烈，再走出口导向型的老路已不可能；再次，从全球范围来看，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竞争已露端倪，将成为大国竞争的利器。相对而言，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更显突出。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该年度我国的货物出口总额为22096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只有6603亿美元，仅占29.8%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科技竞争中的劣势，显然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节点意义
客观地看，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问题是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涉及对推进改革面临问题的定位和判断，又关系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出路。就全面深化改革面临问题的判断而言，实际上目前已经引发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上述问题是旧计划经济的残余带来的，其目标直接指向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以及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管制。诚然，当前我国的国有经济和事业单位仍未完全摆脱行政化倾向，城乡分割依然存在，政府审批权力过于集中、审批范围过大，市场失序、重要生产要素价格尚未理顺等问题还没有完全通过改革加以解决，但这并不是彻底市场化改革的借口。换个角度看，消费不足、收入分配差距、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乃至创新能力低下等问题，显然与所谓的旧计划经济残余无关，更不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所造成。相反，这些问题却往往与市场经济固有弊端相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