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开放国门和引进外资的作用。通过对外开放，引导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进入，是改革开放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外开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制度变化，实质包含着技术进步机制的内在要求。在开放经济下，技术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扩散和溢出来保持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实现技术进步的合理选择。一般而论，跨国公司是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之一，但这种技术扩散的成败，主要还是取决于东道国的技术吸纳能力，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存量 。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中国在公共教育上长期积累打下的基础，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79—1997年期间，中国签订利用外资协议（合同）累计额和实际利用外资累计额，分别达到6540.01亿美元和483.47亿美元 。外资的大量进入，既缓解了中国发展初期的资金短缺，也促进了国外适宜技术向中国的扩散和转移。实际上，FDI进入最多的行业也是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从FDI进入的行业分布分析，2002年以前制造业比重最高。据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底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制造业占全部的70.4%，其中又以劳动密集型和加工组装企业居多，大约占项目总数的60%。与2001年相比，制造业外商投资总额也增加了16.6%。现实的发展表明，制造业是中国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门，这也是导致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服务部门正逐渐成为FDI的重要选择。截至2002年底，服务性行业在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中占到24.3%。部分服务行业吸收外资出现大幅增长：如金融保险业投资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1.1%，而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同比也增长了6.9%和7.6%。
3．资源配置向较高产业部门流动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动，使社会资源向更高效率的部门流动，这是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条件。我们都知道，资本、劳动和技术是在一定产业结构中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对于给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不同的产业结构会极大地影响到经济增长过程。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的部门变化与总量变化是互为关联的，如美国1948—1966年的生产率提高有10%是由资源再分配引起的，而从1929—1957年的数据分析来看，美国经济增长的12%是由结构优化产生的。钱纳里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也论证了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结构的变动可以提高投资率，重新分配劳动力资源，推动总量经济增长。中国一些学者也对改革以来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指
出中国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所有制结构在调整中发展的结果。刘元春认为，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上看，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程度远远高于制度变量（所有制结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因为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达到6.025，而制度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只有0.267，相比而言技术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贡献就更小，平均技术产出弹性只有0.064。因此，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角度看，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应当是以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主导。不过，刘元春也指出，这种二元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以制度变迁为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