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国内学者在衡量制度改革方面选取了与西方学者研究中采取工具相似的变量。如贺菊煌（1998）使用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经济制度的代理变量，认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而宋德勇（1999）则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主要反映在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三个方面，该三项指数可以解释年增长的95%。金玉国（2001）通过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来衡量中国宏观制度的变迁，认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是第一位的。王文博等（2002）则设计了非国有化率、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收入比重、对外开放度等四个制度变量来代理制度因素，并用主成分法分析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叶飞文（2004）也构造了非国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社会占有财富程度、开放程度等四个相类似的制度变量来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些研究比较突出的特点是都将经济自由化作为主要的代理变量，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但这种使用代理变量的方法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因为代理变量仅是制度变革的外在表现，或者是制度变革造成的结果，而并不是制度变革本身。实质上，制度本身是一种质的规定性（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属性），而不是量的规定性，因而对制度进行量化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的。如安立仁等就认为，运用代理变量来测量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所选代理变量很难具有统计学上所说的效度，分析结果也很难具有信度。
为了更清晰地看出用自由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将非国有化率（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这个指标（见图8-1）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放在较长的时期内进行一个对比。图8-1表明，1952—2003年间，中国的非国有化率经历了一个由急剧下降转向缓慢上升的过程，可以看出，在1952—1957年私有经济急剧下降、国有经济不断上升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却呈现了稳定的增长势头。而在1992—2001年，中国的非国有化率有了一个急剧的上升，但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却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有所下降。这种不一致，显然不能支持关于非国有化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的结论。
图8-11952—2003年非国有经济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的数据整理。
实际上，如果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分析，在技术水平没有更快的变动下，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经济增长中的波动。从1952—2003年中国资本存量和劳动的增长率变动情况看，1952—1957年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同一时期的资本存量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是密切相关的 ，而1992—2001年中国资本存量同样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使同期中国经济实现了较平稳的增长（见图8-2）。
相比之下，中国在较长时期的劳动增长率并没有实现大的提高，这与劳动力利用不足（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剩余劳动力的形式存在，改革开放后期是生产领域就业人数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劳动者素质提高缓慢具有直接的关系。
图8-2：1952—2003年资本存量增长率（实线）和劳动增长率（虚线）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0、2003）等各年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