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消除腐败。不可否认，中国存在着事实上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等消极现象。但这些现象与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相比，只是支流；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惩治腐败的力度更强、更有效。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它不能容忍腐败现象在党和国家体制中合法存在，一旦被揭露就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治。预防和遏制腐败的体制机制正在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党内的、人民的和舆论的监督机制正在完善并有效运转。许多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外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很少是直接针对政治制度的，而是要求共产党惩治某些地方和部门的腐败官员。这些外国学者的结论是：中国人民愿意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克服腐败，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在根本上是为他们谋利益的。
（二）中国发展模式成功的经济因素
1．非国有化和自由化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结构变化和激发劳动者积极性，进而在整体上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方向。从历史的纵向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横向维度来看，那种将中国的发展归功于自由市场改革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例如：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将中国与其他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进行比较，来探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一致同意，全民医疗保健和基础教育（这在改革以前的时期即使在农村也是普遍的）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7岁；婴儿死亡率从超过20%下降到4.2%。这是世界上在同一时期所见证到的最快的人类发展之一。197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的会议上，中国的基层医疗保健体系作为一种极其成功的模式被推荐给全世界。与此同时，中国成年人的识字率从1949年以前的不到20%增加到1980年的66%。在所有这些生活质量的指标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有着相似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DavidDollar）曾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的崛起发表评论说：“（在改革以前）中国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的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为中国经济崛起做好了充分准备。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放松政府管制，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政府单纯地放松管制和经济活动完全自由化的结果。对此，人们易于产生误解。例如，在现有的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研究中，相当多的学者引入了制度变量概念，试图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制度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但他们采取的方法，多是借鉴国外的办法，用“经济自由化指数”（EconomicFreedomIndex）作为工具来实
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这显然是有欠缺的，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绩的真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