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本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信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如今工人掌握了政权，在他看来，此是北伐胜利的一大成果，应该高兴才是。因此，他让士兵与工人、市民组织联欢会，共庆胜利。
可是，他做梦没想到，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却不这么看。眼看着中共控制了上海，他们心急如焚，一场“清党”的阴谋正在秘密酝酿着……
3月28日，烟雨迷蒙。李宗仁坐火车从南京来到上海，即乘小车往龙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
蒋介石比李宗仁早两天来到上海。他住在一所较为僻静的院子里，戒备森严。李宗仁见到他时，只见他面色沮丧，声音嘶哑，他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李宗仁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干，责任就能了吗？”
“我怎么能干下去，你看……”蒋介石说着便把抽屉打开，取出一张何应钦的辞职电报给李宗仁看，说，“何应钦也辞职了，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你看我怎么能干得下去？”
白崇禧低声解释说：第一军驻在沪杭、沪宁沿线，各师的各级干部均已自由行动，不听约束。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俱有左倾迹象。各师黄埔毕业的军官纷纷自由行动，成群结队到上海来向“校长”质询。质询的主要内容便是蒋校长昔日在黄埔曾一再强调“服从第三国际领导”“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等，如今国共关系恶化了，这批学生感觉到彷徨，所以来上海向校长要求解释。蒋介石为此事终日舌敝唇焦地剖白、责骂、劝慰，无片刻宁暇，卒至声音喑哑，面色苍白。
蒋介石有些绝望，一再问李宗仁：“德邻兄，你看怎么办？”
李宗仁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蒋介石说：“现在如何能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李宗仁说：“那只有一步一步地来。我看先把我的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蒋介石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想向共产党下手，可是他又矛盾重重，毕竟他的部队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一旦进行清党，就得与苏联决裂，并背上镇压工农的恶名。如今，他故布疑阵，试探到李、白二人对武汉和清党的态度后，便决定先在自己部队中部署清党，并已急电在广州的李济深、黄绍竑二人速来上海，共筹对策。
４月２日下午，蒋介石和何应钦、吴稚晖（当时任南昌总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陈立夫（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
“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在这次充满血腥气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
三、血腥政变，怅然离职
蒋介石为何在此时公开绞杀革命
这是因为，北伐军兵临南京、上海，预示北伐胜利已成定局，旧军阀势力已不能危害全局。打倒北洋军阀政府之后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这个政权以谁为主，由谁掌握大权，这是新的形势提出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在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白热化。随着北伐战事上的节节胜利，蒋介石认为自己羽翼已丰，实力大增，在帝国主义的威胁拉拢下，在视工农运动为洪水猛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鉴于酝酿中的反共清党已告完成，“清党”运动便正式付诸实施。蒋介石集团夺取政权的关键是在上海。上海不仅是国民党右派的中心，帝国主义的最后基地，也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国工人运动的坚强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