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跟踪追击，湘江风浪急
一、受命长追，率部入湘
红军是在1934年10月12日晚踏着月光，渡过浅浅的于都河，正式开始长征的。
当时指挥权仍集中在博古、李德等人手里，知道长征的人并不多，仅局限在军团司令、政委以上少数人，就连毛泽东、陈毅等也是在准备长征的最后关头才知晓，因而大部分红军指战员只知道战略转移，但去哪里，干什么，还回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仍是一个秘密。这也就难怪薛岳等国民党官员更加弄不清红军的去向。
此时，蒋介石正偕夫人宋美龄在华北视察。这天晚上，他突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说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丰江(即桃江)，不禁大吃一惊。
蒋介石原以为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胜利在望，显得飘飘然。他曾自以为是地对南昌行营的几个高级幕僚分析说：“7月25日，前红军湘鄂赣总指挥兼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向我驻泰和之剿匪军第七纵队周浑元投诚，是红军瓦解的先声；8月7日，湘鄂赣边红六军团在我西路军围攻下已难以立足，不得已向西突破。从这两件事来看，红军现已无法施展其机动灵活的战术，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已成被动之局。”
蒋介石口口声声要把红军消灭在包围圈内，却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竟然还有这么大的战斗力，敢于放弃根据地，搞战略转移。接到共军有突围意向的电报后，他立即中断在华北的视察，飞回南昌，召集其高级幕僚，商谈对策。
在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上，蒋介石和幕僚们分析着红军行动方向的各种可能：
一是由赣南信丰入广东。蒋介石连连摇头，说：“共匪”中央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陈济棠的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亦无足为虑。当年叶、贺的南昌起义部队就是前车之鉴。我想，他们不会这么蠢的。
二是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介石点点头，道：有这个可能。赣粤湘边区是我们政治上的薄弱点，由此造成的军事薄弱点，“共匪”中央红军入湘后，极有可能与湘西的贺龙部会合，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应加以重视。
三是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介石说，这条线与第二种可能相近，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是从粤桂湘边走贵州、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这是他的幕僚、老谋深算的杨永泰提出的。蒋介石听了，立即否定说：“不，不。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若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初时，中央红军长征所选的目标，正是按照上面的第二种可能，与贺龙的部队会合。这恰好与蒋介石的围堵方向相一致。后来，谁也没想到，红军到道县后，决定改道入贵川地区，走的正是杨永泰所推测的路线，历史由此改写。此是后话。
尽管红军西行有多种可能，但对于红军离开苏区本身，蒋介石还是十分高兴的：“不管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依我看来，共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幕僚们奉承道：“委员长高明。”
蒋介石说：“告诉各部队和情报部门，迅速查清共军的真实动向。”
10月18日中午，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敲开蒋介石的卧室，向他报告说，刚才，得到东路军蒋鼎文司令的电报，他们在占领赤都瑞金后根据所得的资料分析，表明：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目前，红军西移前锋已达到赣湘粤边。
正准备午休的蒋介石，仔细看完电报后，急令晏道刚，限在当晚21时前，速电广东陈济棠、湖南何键、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着令他们调遣部队在粤赣湘桂等地带，构筑四道封锁线，堵截红军。同时，命令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共八个师和一个支队(相当一个师)担任追击。
晏道刚依令而行。
薛岳自从占领古龙岗后，见红军主力不知动向，不敢贸然前行，只是派出多路密探，四处打探。10月19日，当从南路军总部及北路军第八纵队指挥官周浑元那里获悉红军已通过信丰江继续西进，并且突破广东余汉谋部的第一道封锁线后，薛岳激动得从座位上弹起，命令幕僚，马上向南昌行营发电请战，表示愿率六路军跟踪追击。
这在其他蒋军将领仍在作观望的情况下，薛岳这一着算是“抢眼”的。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薛岳打的电报可谓恰到好处。因为此时，蒋介石正在物色追剿军中央嫡系部队的总指挥。
蒋介石原打算由陈诚担任这个职务，薛岳任副职；但陈诚极力推荐薛岳任正职，蒋介石也考虑到江西方面困难重重，须由陈诚负责“善后”，同时红军在陈诚指挥的北路军向南压迫下，有进入广东的可能。薛岳是粤将，由他率部追入广东较为人地相宜，不易产生误会。这既可“消灭”红军，又能铲除广东陈济棠的割据局面，可谓“一箭双雕”，因而同意了陈诚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