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情”事件至此才真正地结束，综观整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只是不想放下手中的权力而已。
明朝的言官们好争礼节，由此而往往给人以难堪。他们可能在前几朝时得到了好处，就比如上述被打板子的五个人，时人也给了他们一顶“五直臣”的帽子戴。但他们的屁股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为他们碰到的张居正，是“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才可做出”的张居正。
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大业，张居正会不惜一切手段。他认准的目标谁也无法改变，而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他会使出各种各样的“非常”手段来。
晚年的邹元标处世低调，只在请为张居正恢复谥号的事情上奔走不停。有人曾问他：“当初您风风火火，怎么老了却如此低调呢？”
邹元标回道：“大臣和言官怎么能一样？言官就是为维护风纪，遇事必争。但作为大臣，只要不关系到国家的大利害，就应该维持国体，怎么能像少年那样动不动就争论不休呢？”
如果他早明白这句话，何至于屁股上挨了一百六十下？但如果不是这一百六十下打得他只好用羊肉来垫屁股，他很可能也不会有这段感悟。
四十年后，当看到朝政动荡、边境烽火时起，他才想到张居正和张居正的改革，想到这个当年的“禽兽”。他当年说得没错，张居正在对待不服从自己改革意图的人的时候，就是“禽兽”。也正是这种所为，才让他十年的改革为大明王朝取得了辉煌业绩。他的十年改革让早已陷入内困外患的大明帝国出现了自中后期以来最为辉煌的时代，王朝面貌焕然一新。吏治肃然，边防巩固，皇帝诏令“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北京一带的粮食储备足供整个王朝子民七八年之用，太仓存钱达四百余万两。
“夺情”事件从“五直臣”的角度来看，是张居正严重违反了道德纲常；而从张居正的角度来看，是有人想把他的权力夺走。“五直臣”说他贪位，从人性上来讲，这种指责也未尝没有道理。但张居正为什么不希望别人把权力夺走？原因只有一个：他不想将改革大业停下来，一刻都不行。
以今日我们的观点来看，“夺情”事件似乎是言官们的小题大做。但如果我们回到那个以道德为朝纲经纬的明朝，我们就会发现，张居正的不回家丁忧放到今天来看，就是触犯了刑法。从这一点来讲，“五直臣”的屁股被打烂实在是有些冤枉。这也正说明了张居正当时的做事风格：顺我改革大业者昌，逆我改革大业者挨杖。
**>一个非常之人
明朝著名学者何心隐有一次在御史耿定向家中谈天说地，时任翰林的张居正忽然来访。何心隐赶紧藏了起来，当张居正听说学者何心隐也在时，很想见他一面。何心隐推说最近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张居正走后，耿定向问何心隐为什么不见张翰林。何心隐说道：“我刚才偷偷地见他一面，魂不附体。”耿定向大笑。何心隐却道：“你不要笑，这个人将来必是非常之人，国家大权将在他手里。我必将死在他手里。”耿定向从来不知道何心隐还善于看相，颇不以为然。万历七年（1579年），何心隐果然被张居正杀掉。他当初不知是预言还是吓糊涂了的话竟成为现实。
其实，何心隐的死是咎由自取。当时，张首辅要打击地主豪强，他就教唆豪强起来反抗；张首辅要稳定边境，他就派人去南部少数民族部落教他们作战方法。这样处处和张首辅作对，想不死怎么可能呢？我们不得而知何学者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从他对张居正的评价与预言来看，他是个很正常的人。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张居正的确掌握了国家大权，也的确是个非常之人。
张居正在大明的露面，应该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上疏嘉靖帝，力陈当时社会的症结并提出解决方案。嘉靖帝给出的回答是：我在炼丹，有事问严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