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本意所谓矿监，是指皇帝派到各地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的宦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自己找人开矿或者是允许别人开矿，但必须要交钱给自己。
事实上，早在嘉靖年间，民间就已经有人开矿。但因为这是暴利行业，又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有些人并不知道怎么开采。而明白怎么开采的人则成了许多强盗打击的对象，所以，社会动乱，嘉靖宣布废止。
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彻底掌握了大权。北京郊区的几个知道怎样开矿的农民就希望皇帝能下令开矿。但万历皇帝想到了自己祖宗当年的教训，就没有允许。可“三大征”以后，国库空虚，万历皇帝明显地觉得不开采不成了。
他下令全国只要有矿的地方就立即开采，从中收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派出第一批矿监。这一批分为两股，一去河南，一去保定。有大臣立即反对。
——万历皇帝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大臣反对，这个皇帝当得真是苦不堪言。
首先是户部尚书杨俊民反对，他说，在保定开矿，会妨碍位于昌平的天寿山先皇陵墓的“龙脉”。万历皇帝觉得好笑，回道：两地似乎离得好远吧。你知道龙脉有多长吗？
杨俊民讨了个没趣，兵部尚书石星接着反对，他从朱元璋谈起，一直谈到本朝。最后总结说，开矿会引起叛乱。刚刚取得“三大征”胜利的万历皇帝哈哈大笑，叛乱？我平他。
大臣们还是反对，在反对声中，一批批太监被派往各地，开始采矿。万历皇帝用他皇帝的绝对权威压制了大臣们的反对声浪。到了该年的年末，几乎全国各个地方都有了矿监。而在这些矿监中，有一人的脑筋一转又让万历皇帝派出了税使。此人叫陈增，是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被派到山东去开矿的。但他在山东开了两年后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矿。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脑筋一转，把矿税改成了店税，向皇帝报称，山东的店铺很多，逐店取税，为数定在不少。万历皇帝觉得这个主意实在不错，就认可了他的所奏。
万历皇帝的脑袋也不是装大酱的，既然山东有店铺，其他地方肯定也有。不但有店铺，还有别的可以收税的名目。事实上，当时的万历皇帝应该是这样想的：不必在乎一个地方有什么，而是我要收什么，你必须就得有什么。到后来，百姓手中拎着一只鸡也要收拎鸡税，该年十月，万历皇帝分别向通州、天津派出税使。在后来的两三年间，和矿监一样，他向自己所能统治的区域都派出了税使。
始作俑者自然是陈增，我们现在无法断言他聪明还是愚蠢。按照当时朝廷的规定，地方上的店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只能由地方政府收取，然后再将其一部分上缴中央。可这位太监却将它直接收归中央，这种做法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
朝廷大员们也自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户部都给事中包见捷上疏万历皇帝，认为矿监税使很有可能使江山不稳。万历皇帝深不以为然，他给这位给事中回道：我们老祖宗也曾经这样做过，只不过到了嘉靖年间才告停，我现在只不过是秉承祖制罢了。
这是比较客气的，对于地方官员的上疏，万历皇帝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就立即将上疏之人罢官。比如山东巡抚尹应元也不满陈增的恶劣行为，上疏列举了陈增在山东“虐民二十大罪”。但是对于万历皇帝来说，陈增有供奉之功，尹应元如何告得倒他，反而激起了神宗的愤怒，最后尹应元落得了妄奏的罪名，受到罚俸的处分。这无疑像给太监税使们吃了“壮阳药”，就如陈增，他一入山东便参劾了福山县知县韦国贤，最后使韦国贤落得“逮问，削职”的下场，巡抚万象春也被牵连而遭夺俸。陈增的这一下马威的确奏效，使得当时的许多地方官都老老实实地听太监们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