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着面前的杨嗣昌，希望这位兵部尚书有点铁成金的本事能将内忧外患一举扫除。杨嗣昌自然看到了崇祯皇帝的期待与焦渴的眼神。他侃侃而谈，提出了三条他所谓的大政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
这三大方针的后两个方针并没有新奇之处，无非是老生常谈。其实第一种也是老生常谈，杨嗣昌无非是想达到摆脱内外交困的目的。崇祯二年（1629年）与崇祯九年（1636年）两次的满洲铁骑南下，让崇祯皇帝认为外患不平根本无法睡觉，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也让他头疼不已，但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战略上，这是根本无法回避的抉择。杨嗣昌提出这种方针，但凡是个人就能提出来，并且都会认可。
但这一方针在杨嗣昌这里并没有成为老生常谈，原因就是他实施的具体方法。一般人对“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但在没有消灭“流寇”之前该如何处理与满洲的关系呢，首先应该是严防死守，其次是不主动出击，待国内安定后再对付他们。
但杨嗣昌却认为，这还是被动地防守，也要付出精力。他说，与满洲议和。
崇祯皇帝听了大为惊讶，因为在任何一个中原皇帝这里，与外族寻求合作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自甘下贱。可杨嗣昌却不这样认为，他当然也有华夷之辩，可作为兵部尚书的他更有强弱之辩。
多年来在辽东的经历早就让他洞悉明朝不论是兵力、财力都不足以与满洲人抗衡的形势。在他看来，所谓收复已经失去的辽土，不过是几个傻子在说疯话。早在崇祯五年（1632年），他就说：“大家现在都把谈‘复辽’称为时尚，但这时尚早已经不流行了。倘若在天启初年还尚可，那个时候如果能复辽也就复了，但如今到处都在用兵，复兴辽东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他站在崇祯皇帝面前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五年时间，大明朝的武将们用尽浑身力量也解决不了“流寇”和满洲人问题，他们东奔西走，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的事、杀的人有什么意义。
杨嗣昌给了他们答案，如果要使事情有意义，那么，应该这样来做。
崇祯十一年（1638年），他派出一个聋子叫周元忠的去沉阳找皇太极，周元忠到达沉阳是该年四月初四，当时，皇太极正在外面打仗，周远忠并没有见到皇太极，但清朝的大学士希福却对周元忠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五月份，周元忠回到宁远，带来了清朝的一封信。希望明能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讲和之举，否则夏秋间就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杨嗣昌立即向崇祯皇帝报告，并建议关宁五万兵马撤回关门去剿灭“刁民”。但崇祯皇帝犹豫了，他把皮球踢给了边臣，让他们决定是否答应皇太极的条件。皇太极的条件在平时看来是非常苛刻的，但在当时的非常时期，其实并不苛刻。他无非是想要明朝给自己点钱花。杨嗣昌见崇祯皇帝居然不做决定，十分着急。果然，崇祯皇帝的意思一下，立即引起了朝臣的愤怒，他们直接指向杨嗣昌，弹劾他，认为他是奸臣，顺势推出奸臣正在卖国。
杨嗣昌冷冷对道：“当初张凤翼死时，诸位没有一位敢站出来坐这个兵部尚书的位置。因为你们都害怕见到生灵涂炭，但现在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此情况的发生，你们却跳出来帮助此情况的发生。皇上英明，当以慧眼识之。”
崇祯皇帝立即睁眼，打击了弹劾杨嗣昌的官僚，并提杨为东阁大学士。他本以为有了这一官衔和权力，与清军的议和会进展顺利得多。但他错了，首先跳出来攻击他的就是以右中允黄道周为首的东林党。八年前，袁崇焕也与皇太极议和，他们支持。八年后，他们对同一举动却进行了否定乃至打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