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长期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和皇帝的家天下概念灌输下,“官本位”这个模式在中国人思想中占到了绝对主导因素,中国的大多数佛教信徒都愿意尊拜佛祖和菩萨、罗汉,对于其他的佛教人物多少有且欠尊敬,所以八部众或者金刚等**力者在国内并没有什么市场。
而这些造像是因为要赐给印度国王或者某些寺院的,所以才会特别烧制出八部众这样的小众产品来,恰恰也是因为这样,在一千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给中国的佛教造像收藏品增添了一抹新鲜的颜色。
这一批三彩陶器中还有另外一个亮点,一百多件印度人物造型的陶俑,同样也是在以往的三彩陶器中不曾见过的类型。
这些陶俑有衣着华丽,脑袋上缠着一大卷裹脚布的贵族造型,有身裹沙梨,以丝巾蒙面的侍女造型;还有骑着高头大马,一手持弯刀,一手藏虎爪的骑兵俑;无一不是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艺术精品。
众所周知的唐三彩陶俑造型中,有胡人造型也有汉人造型,文官、武官、侍女等等也算是种类繁多了,但是却从没听说过有印度人造型的,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对于各种不同文化的接受和包容程度。
打捞上来的瓷器中最有价值的,则是一批高宗皇帝御赐的秘色瓷,器形完整的四百多件瓶、罐、壶、碗瓷器,全部都有“高宗显庆二年御赐”的刻款。
在此之前,关于秘色瓷的始烧年代《》法。这批秘色瓷的出水,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为秘色瓷的最初烧制年代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五代说的根据来源于《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中“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贡瓷”的记载;而晚唐说的主要依据则是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夤(yin)在诗词中提及了“秘色”一次,和法华寺地宫中出土的秘色瓷实物。
持这两种说法的人长期以来都在为各自的理论而争执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晚唐一派坚持自己的实物论,五代派则是攻击晚唐派的实物有差别,不能当作依据。
而这次唐韵打捞出来的初唐秘色瓷,不但器型繁多,而且釉色也存在明显的多样变化,还有最要命的刻款,以及盖着皇帝戳子的金牒作为证据。足以打破两派之间的争论,从而一概秘色瓷的人始烧年代,将这一时间提前了至少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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