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知识分子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被称之为“臭老九”，正好与中国封建时代的“九儒十丐”相符。即使是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知识分子，如果是在城市，也是会受到百般歧视的。但农民不同，特别是老农民，他们朴实、善良，他们只凭自己的感觉去判断人的好坏，而不受政治风向标的左右。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偏僻角落，我们这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并没有被村民视为“臭老九”，正相反，他们经常拿我们当贵客对待。那头驴载着我们走遍了四周的十里八乡，走进任何一个村落，无论大小，村民们都会对我们笑脸相迎。有时天黑了，村民们就留我们在家里吃饭。白玉米、白小豆做成的米饭，雪白雪白的，就像真正的白米饭，而口感比真正的白米饭还要好。村民们平时生活很艰苦，但待客非常大方。山乡盛产板栗，每次在老乡家里吃饭，餐桌上总会摆上一盘栗子鸡。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就与主人一起，坐在炕头上，一边用小烟袋锅抽着旱烟，一边海聊。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我们也给他们讲一些他们认为很新奇的事。很多老乡都知道我会唱外国歌，盛情难却之下，偶尔我也给他们唱上一两首。但当时不敢说是苏联歌曲，而谎称为阿尔巴尼亚歌曲，因为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与中国关系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所在的山乡就位于燕山脚下，长城沿着燕山虎踞龙盘，绵延万里。当时我们正处于充满好奇心的年龄，登长城的机会当然不想错过。一个夏日，我们登上了山巅。这一段长城虽然破旧，但保存还算完整，朝两头看去，巍巍城墙直通天际。我们钻进一个凋敝的城楼，虽是盛夏，但这里八面来风，颇有寒意沁人之感。山顶上也有一方巨石，但个头比我曾经登过的青龙山顶的那方巨石要大得多，当地村民称之为“舍身台”。关于它，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大意是一个僧人，不畏强暴，为了信念，从此台跳下去，化作一朵莲花，飞上九天，似与“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去”异曲同工。这方巨石确实高得可以，可我那位同学身轻体壮，居然徒手爬了上去，而我就无能为力了。幸好上山前按村民的嘱咐我们带来了一条绳子，他把绳子放下来，让我系在腰间。就这样，他拉拽，我攀登，总算到了顶端。这个石顶与青龙山那个石顶何其相似乃尔：也是一马平川，也有一方棋盘。看来人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世外高人。
春雨初霁的早晨，山间弥漫着雾气，正是采蘑菇的好时机。每逢此时，我们都要到松林里去采摘一种叫“松蘑”的野山菌。蘑菇遍地都是，无须费力去找，我们往往采满两篮子就罢手。但玩兴比采蘑菇的兴趣更浓。有时，我们在松林里奔跑；有时，我们像孩子一样长时间仰望松树顶上成千上万只松鼠在那里蹦蹦跳跳；有时，我们躺在林间空地的嫩草上，闻着泥土、花草和松针混合在一起的奇妙的香味，情不自禁地唱起来。玩得尽兴了，才挎着篮子满载而归。
秋天，我们经常一起去地里挖田鼠洞，有时在一个田鼠洞里能挖出一斗干栗子。冬天，我们两个就蜗居在自己的宿舍里。两张单人床中间生着个小火炉，炉火上烘烤着红薯和板栗，整个房间里弥漫着甜香的气息。这时，我们会打开话匣子，话题往往毫无边际，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竟然忘记了所有的孤寂，只有幸福之感从心底涌起。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去描述那一段生活经历，是因为它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太深刻了。另外，那一段经历让我们逃离了举国的疯狂，让我们没有被疯狂地追杀，我们也没有去疯狂地追杀别人。它是让我们享受恬静的天使，也是让我们躲避灾难的救星。疯狂与恬静，距离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切近。其实，它们的差距往往只体现在人们的一念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