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说“征程”毫不为过，因为距离虽然只有千八百里，可旅途的艰难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各级各类学校早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此时正值红卫兵“大串联”最活跃的时期。火车已经不能用“人满为患”来形容了。好在我孤身一人，又瘦骨嶙峋，人还年轻，虽不“力壮”，倒也“利落”。从家乡去北京的火车我总算挤上去了，可到北京转车的时候，麻烦就来了。那一年，国务院通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春节不放假。在北京站排队等候上火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走到我跟前，带着两个小女孩，大的十来岁，小的七八岁。她说他们夫妇两个都是中央某部的工作人员，她娘家在我返校途中的一个小县城，因为春节不放假，自己不能回去，让我把她的两个女儿带到那个小县城，在车站把她们送下车去就行了，站口有姥姥、姥爷接站。她这么放心地把两个女孩托付给我，大概是因为看我还像是个正人君子吧！不过在当时，尽管造反派们闹得很凶，但诸如拐卖人口、逼良为娼之类的丑事还没有发生过。如果是现在，大概没有人敢那么做了，哪怕你长着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进站以后，看到站台上确实停着一列车，心里暗自高兴。可走近一看，傻眼了。车厢里面装满了人，外面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想往里挤。所有的车窗、车门都紧闭着，人们根本进不去。我为难了：如果是我自己，我会毅然离开，可我身边还有两个小女孩，怎么办？正踌躇间，忽听一声脆响，是一个胆大的人砸碎了一块窗玻璃，人们纷纷从这个窗口往里钻。也许是这两个小孩给了我动力，我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先把两个孩子塞进去，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那情景，与上战场毫无二致。车厢里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过道、衣架、厕所都挤满了人，我只能护着两个孩子站在人墙中间。车开得慢极了，每一个小站都停，没有下车的，但每个站台上都拥堵着很多人，他们也努力想挤上车来，不过能达到目的的寥寥无几。在女孩下车的那个小站，我勉强把她们塞出窗外，幸而有好心人接了过去。女孩回头看着我流泪，我只能用苦笑作答。从北京到我上大学的那座城市不足300公里，车开了至少有十个小时。据说这辆列车是开往广州的，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甚至能否到达都是未知数。这就是我所亲历的“大串联”。
从城市的街头巷尾，到校园的每个角落，一片混乱。到处在打斗，甚至能听到枪声。只要高音喇叭里播放出“造反有理”或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歌声，就一定是有流血事件发生了。
我返校的目的是想见见老同学，对“闹革命”倒不怎么感兴趣。可结果留给我的除了扫兴，就是焦急。扫兴的是，很多想见的人没有见到；焦急的是，想尽快离开，却挤不上火车。那年春节是在家住本市的一个同学家里过的。春节过后，形势稍有平静，于是，我就像一个逃兵一样，跑回了我那可爱的家乡。
“可爱的家乡”，多么温馨的词语呀！可当时家乡的那种状况并不可爱，更不温馨。它与全国所有的城市、乡村一样，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混乱。我快要崩溃了，这时，传来了要给我正式分配工作的消息，这让我内心稍稍获得了一点安慰。当时急切地盼望远离喧嚣，去到那“疯狂”鞭长莫及的角落。我的愿望实现了——把我发配到长城脚下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
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疯狂”之举鞭长未及之处，但山村毕竟比城市里平静得多了。虽然墙上也有几条标语，几张大字报，偶尔也能听到几声“造反有理”之类的口号，但喧嚣的场面，打斗的景象几乎看不到。直到现在，我还庆幸当时在那个角落里蜷缩了5年，让我躲过了挨斗之劫，也没有被逼上“造反”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