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勤恳恳的干部，老老实实的农民被“批倒批臭”了，而那些四清工作队的“依靠对象”，那些“积极分子”们却都活跃起来了。他们是些什么人呢？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二流子”。他们平日游手好闲，凭着自己是所谓“好贫下中农”，唯工作队长马首是瞻，做了许多肮脏龌龊的事。我看不惯了，我要发声了！这样做的结果是给自己招来了一桩祸端，这桩祸端源于两个字：“穷农”。时光转到了1966年的秋冬之际，当时，“四清”尚未鸣金，“文革”已然击鼓。这时，那些蝇营狗苟之徒的气焰愈发嚣张起来，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他们确实“得志”了，高高在上的别有用心之徒让他们“得志”了，举国上下的混乱局面让他们“得志”了。他们竟然效法城里的红卫兵，也在村里组建了自己的“造反队”。从此，他们彻底“脱了产”，整天出没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朝那些“走资派”和“地、富、反、坏”指手画脚，喝五吆六。中国的农村虽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但中国的农民已经习惯了这种清贫的日子，所以多少年来，农村一直像一潭清水那样平静。偶尔也“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微风过后，平静依旧。“四清”已经搅浑了这潭清水，“文革”又让这潭浑水沉渣泛起，变成了一潭污水。看到这种状况，我心中疼痛难忍，“穷农”这两个字的脱口，就是化疼痛为气愤的结果。一天晚上，社员们坐在生产队饲养处的炕头上学毛选。因为我是大学毕业生，又读过不少马列的书，所以那一次，“四清”工作队长让我辅导。可以毫不谦逊地说，我比某些自诩为“马列主义者”的领导干部们更懂马列，当然讲起来就口若悬河。嘴在讲，脑子里却在不停地闪现那些“造反者”的言行。于是，恼怒让我口无遮拦了，愤恨让我信口开河了。我说：“有一次，我听到某人对一个富农讲，‘你是富农，必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劳动！’我倒要问一句，你是‘穷农’，就可以不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劳动了吗？”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我这个辅导者马上就成了“造反者”的批判对象。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悄悄地退出了会场，让那些“造反者”们留下来折腾。他们人不多，能量可不小，个个慷慨激昂，七嘴八舌地数落起我的“罪状”来。在一片混乱中，我很难听清他们具体喊了些什么。总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富、反、坏的黑后台”等一顶顶帽子接踵飞来。我能说什么呢？默然而对吧！还好，大概他们看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没有对我拳脚相加。不过，这并没有让他们消除心头之恨，接下来又把我押送到市里继续批斗。我想，他们这样做，除了解恨之外，大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以此为借口到市里去开开眼，散散心。他们把我安置在一家旅馆里，每天揪到街头上去批斗。虽然我的家就近在咫尺，但我却只能“望家兴叹”了。一时，“何书林反革命罪行”的传单满天飞，我还真的大大出了一回名，而且白吃、白喝、白住了一个星期，我赚了。后来上面发出了“‘四清’工作队立即从村里撤出，听候安排”的指令，正是这个指令救了我，于是我狼狈逃窜。
那是1967年，元旦已过，春节未到。我虽然结束了“四清工作队员”的身份，但是并没有获得新的身份——上面没有给我分配工作。当时“文革”已进入**：大破四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大打、大斗……总之，“大”得一塌糊涂。我虽然对这些“大”不感兴趣，但有一条消息让我眼前一亮：往届大学毕业生可以“返校闹革命”。我想，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回去见见同学，会会旧交。于是，我踏上了返校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