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过后，唐太宗李世民发下了改元“贞观”之后的第一道诏书，命高官议事都需要带谏官，特令今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入阁商议国家大事，都要有谏官跟随，遇有不当之处，谏官便要立刻进谏。接着又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等人重新议定律令。
对于李世民让命高官议事带谏官诏书，李恪很支持。李世民能够开创“贞观之治”，很大一点就是大唐官员高效的办事效率和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而李世民的诏书，从根本上解决了大臣们一言堂的现象，同时也解决权臣误政的问题。而废除肉刑，则标志着古代司法刑狱方面的进步和完善，李恪更加赞成，如此才能在今后不断的更好的促进大唐司法的客观和公正。
李世民的诏书下了之后，唐行政部门便开始积极的行动起来，而新军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但是，李恪的生活却过的极为逍遥，每天除了翻看研读《论语》之外，就是习文练武，练习书法。
对《论语》李恪有着自己的想法，后世的人们对《论语》的理解并不是真正的，能够完全代表的孔孟的思想。因为，他们看的都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注解的版本。而朱熹注解就绝对争取吗？李恪自己在看完唐朝以前的注解之后，才发现自己对朱熹的注解不敢恭维。
在南宋以前，四书并不用他的注解，自有了他的注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笼罩，那是明朝以后。朱家皇帝尊朱熹为先祖，自然而然就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时且必须用朱熹的注解。因此，六七百来，所有的四书五经，孔孟思想都限制在他“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换句话说，明代以后的人为了考取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其中有很多问题如果按照李恪等唐人的角度来讲，他的注解只能参考，不能完全相信。
所以，后世的人们总是说孔子成了君王专职的帮凶，他的忠君思想统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读书人。然而，在李恪细读了《论语》再加上他以唐人的身份来看，这样的说法是错的，值得推敲。打个比方，如果把孔子思想当成是算术中的三三得九，那后来所有的注解之人的注解，包括他们对孔子偏见都不是孔子本身的问题，而是他们算术不精，算错了数字而已。
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大致分为两段。譬如一提起秦汉文化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一切。其实所谓的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个环节。两外还有道家、墨家、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系统下来的。如果把范围缩小，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尤其中国文化在政治上历代引用的是道家和儒家思想。当一个国家每逢变乱的时候，拨乱反正，都是属于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则用儒家孔孟思想。
所以，李恪认为孔孟思想和道家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在秦汉之后的事。而到了唐朝，中国文化已经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道家不言而喻，大唐李姓开国，尊李耳的道教为国家是必然的。而佛家的那套愚昧的思想李恪极为不满意。所以，在《论语》上下功夫成了他心中的一个目标。他想看自己是否能够按照前世的一些思想重新注解一部《论语》，阐述孔子本身的思想，让以后的读书人可以不被各种错误注解所误导。虽然，他知道自己不能做到最好，但至少不会出现像后世朱熹那样的注解，将孔子的思想歪曲为忠君思想而为统治者所用，毒害读书人。
所以，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和研读关于《论语》上，看不同人注解的版本，同时又跟封德彝和董伯仁这样的大儒请教。
而在长安城的一座大院内后花园，同样有人也在用功的攻读《论语》。如果，李恪知道看《论语》的这个人的话，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看《论语》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在元宵灯会上遇到的绿衣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