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肖图白认为，中国古代历次资本主义萌芽，未蜕变为真正的资本主义，除了对于工业和科技的重视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没有产生大量孵化资本家的制度。股份制利用得当，其实是可以大量孵化资本家的，从而推进农业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型。
从某种意义而言，股份制对于资本社会的重要性。如同中国儒家社会以科举制为基石一般。
中国的儒家社会出现的科举制，令很多原本寒门子弟，拥有了当官变成了官绅地主阶级的机遇。于是，寒门子弟中的精英，纷纷转化为儒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历朝历代，这些地主官绅，皆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力军。
同样，股份制的出现，能够大量的孵化资本家，他们也是资本社会的维护者。欧洲的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是传统地主贵族们的掘墓人。自资本势力壮大后，资产阶级为了争夺的利益和话语权，粉碎了传统农业贵族们的统治，让欧洲进入崭新的资本时代。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每次皆不能开花结果，是资本力量还太弱小，没有向地主集团争取话语权的资格和勇气。甚至，中国农业社会的规则太过于顽固，使得很多拥有资本的商人，大多是选择回归乡村变成了地主官绅。
当然，“天津钢铁集团公司”的成立。也是特区政府税收制度的新机遇。按照洪武皇帝颁布的税率，钢铁冶炼的税率是“三十税其二”。比之普通的商业税“三十税其一”，要高了一倍。也就是说，钢铁厂能够征收666%的税率，这是政府税收的突破性进展。
实际上，明朝如果能严格按照666%的税收，对全国的钢铁工厂进行征税，那么大明朝廷的财政根本不会缺乏。
明朝一年钢铁冶炼的收入能够达到4000万两白银的价值，按照法定的税率，理论上可以征收到260万两税银。
但是。明末的矿税已经名存实亡，一个省仅能收到几千两矿税，全国的矿税加起来收到的不超过20万两。而之所以税制败坏至此，也是因为明朝士大夫与皇帝利益不一致。士大夫们与地方豪强勾结，以抗税漏税为荣。朝廷向地方上的豪门收取合法税收，则被认为的鱼肉乡民。最终，豪门抗税节节胜利，朝廷不断废除所谓的“恶政”。然后，底层的农民就活不下去了。有钱人都不交税，自然就将负担压在社会底层。
说句诛心话。自古叫嚷不要与民争利者，皆是豪门权贵。因为，自古以来只有权贵是“民”，老百姓是泥腿子，一般是被忽视的。
真正意义上讲，与泥腿子争利，才是罪大恶极。与“民”争利的行为，要大大鼓励，因为从“民”身上刮到更多利益。泥腿子们的负担就轻了。而且，朝廷不与“民”争利，就意味着朝廷已经被这些“民”控制了，真正底层的泥腿子们就会遭殃了。
古代任何一次朝廷向“民”妥协，都是亡国的朕兆。这些占据全国人口不足10%的“民”越是被喂饱了，国家就朝亡国的深渊迈进了一大步。
天津的特区，征收矿税、商税。其实仅是严格执行大明的税法。这年头，除了特区以外，恐怕没有那个地方政府在认真执行理论上的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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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明末，最初一段肖图白一心想要逃到南方。但是。随着对于天津的经营发展后，去南方的心思逐渐淡了。
让皇帝分身去南方，仅是为了掌控住中央的权势，利用皇权来给特区的发展保驾护航。此时的肖图白，对于明朝的文官、武将，皆无所畏惧。
事实上，连满清肖图白也并不是很怕，更别说其他的军事威胁。
正常情况下，皇家新军野战中，能与清兵一比一战损。有工事可守的情况下，皇家新军能抵御5倍以上鞑子的进攻，并且在防御战中，让鞑子流尽鲜血。
如果不是满清拥有20万八旗兵，以及能够从蒙古调动30万仆从军队，在人数上拥有巨大的优势。肖图白早就提兵去北方扫清伪清势力。
连亚洲最强盛的满清军事集团，肖图白也丝毫不畏。更别提农民军和明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