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人力短缺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服役(自保以外)情有可原的排斥，对严格军纪的天然厌恶以及商船、私掠船的更高薪酬。战争时期，由于舰船可能航海数月甚至数年，导致离家在外(甚至远离任何陆地)必然旷日持久。此外，大约三分之二的水手为志愿兵，其中包括来自欧洲国家海军的逃兵和脱离奴隶制的黑人[2]。俘虏敌舰后，志愿兵被承诺可获奖金(虽然多数为军官所得)。尽管新兵中没有囚犯的位置，但对欠债人而言，加入海军却是躲过牢狱之灾的一种方式——海军部会偿还其欠款，前提是不超过20英镑。然而志愿兵一直供不应求，于是，1793年推出了“强制征兵”(ImpressService)——在英国港口“以各种手段说服”人们参军。此法当然有违正义，但它的确保障了皇家海军人力充足(如果说不是始终满员的话)。来自战列舰的海军“团伙”会从停泊的商船抓捕水手；在岸上，一名军官将设立自己的“总部”(通常位于客栈内)——一方面为志愿兵提供住宿，一方面用于关押可怜的强征兵。驻扎在港内的小型交通船(tender)将新兵运往朴次茅斯(Ports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诺尔(Nore)等海军基地。与此同时，水手团伙被派去说服、利诱、强迫人们为国王服役(每招募一人均可“提成”)。强迫入伍之人一般具备航海技术——他们常常本来就是海员，因为海员的奖金高于“旱鸭子”。实际上，水手团伙很少使用暴力，但他们的到来还是让港口鸡犬不宁，地方法官对公共秩序忧心忡忡，竭尽所能地试图挫败征兵团伙——甚至达到了将军官投入大狱的程度。1803年，“强制征兵”计划的一名中尉威廉·亨利·狄龙(WilliamHenryDillon)如此评价他在赫尔令人良心自责的工作：
“在履行我那可恶职责的过程中，我很快体会到了暴民们的憎恨。一次，我遭到一场‘砖雨’的袭击；另一次，当我伏案读书时，一阵枪林弹雨射向了我的房间。”
这种敌视，似乎矛盾地与对战争本身的支持并存。但正因为这样，方可理解人民不愿离开家园、抛弃工作或失去社区重要成员而去作战。有时，地方法官的确将强制征兵的到来视为解决贫民和轻微罪犯的良机，但难处在于说服“征兵团”接受他们。
确实有理由认定，在海上战舰这样封闭的世界里，这群乌合之众只能被迫从事如此繁重的操船工作，战斗中也只能依靠鞭笞方能保持坚定。然而，将18世纪海军舰只描绘为某种“漂浮集中营”无疑是夸大其词了。实际上，英国海军是英国社会的倒影：它仰仗一种等级制度进行管理，其手段混合了镇压、让步、道德控制和对“下级服从上级”的默许。某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社会具备一种“无序的凝聚力”(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而海军历史专家尼古拉斯·罗杰(NicholasRodger)[3]提出，该术语亦可贴切地用于形容海军本身。按照现代舰队的标准，英国海军生活混乱不堪，但让众人听命的原因不在于残酷的军纪，而在于上下齐心的强烈共同使命感及对前路凶险的清醒认识。在如此环境下，一名冷酷的军官显得虚弱而又低效，因为他只能通过暴力来获得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