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六个多月的抢工期，华历五年二月初一，平保河铁路全线开通，铁路全长三百多里，勾通顺天保定河间三府大部分州县，沿线还有很多需区，可以说，是一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
由于考虑到铁路开通之初运量不太高，铁路只辅了单轨，只能单线行车。虽然只有单轨，不过各站之间还是辅有一些分岔道，让往來的火车交错通行。按照运行表，每日往來的火车來回各两趟，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加开一趟临时专列。
二月初五，万磊领着一干军政要员登上了第一列开往河间县城的列车，开展为期十多天的的“南巡”。万磊一行人先一路直奔河间县城，返程的时候再挨个视察沿途各州县。
与顺天府不同的是，保定河间两府的百姓并不是聚居在一个大城中，而是散居在各州县，虽然万磊有意于促使百姓聚居，不过相对而言，人口集中度还是相对较低的，这就造成了管理上的不便。
按照一年前的约定，今年保定河间两府将结束军管，由各级政府接管。在这一交接期内，难免不会出问題，万磊不得不放弃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闲适生活，出來视察，发现问題就马上解决问題，因为一开春，他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边的战事上了。
随万磊一起出行的，除了北平行省的副省长刘运鹏之外，还有保定府的新任知府李兴汉和河间府的新任知府张自维等人，这些人年富力强，都称得上是政治新秀，代表了各方利益，同时也是受到严格培训的精英，他们清楚自己的职责与权限，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了然于心。
其实，保定河间两府经过一年的军管，秩序早就井然了，新的领导班子只是把治民权接过來，保证权力正常交接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设，鼓励百姓发展生产，勤劳致富，毕竟民富才能国强，百姓生产的商品越多，政府才能从中收到更多的商税，才能养得起更多的军队。
与明朝的以田税、人口税和徭役为主的税收方式不同，北平行省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商税，其中关税最多，去年一年，就收了两百多万银元，差不多够军费开支了，加上一些关口收上來的商税，差不多够财政支出了。
另外，一些政府执股的企业也有分红，去年一年就有上百万银元之多的盈余。万磊当然不会让这些钱压仓库，纷纷转投到了各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之中，也算是一种政府投资，这能给政府带來更多的收入。有更多的收入就有更大的投资，这称得上是一种良性循环。
而明朝就惨了，由于连年战乱，不但中央财政吃紧，地方的赋税也缴不齐。特别是作为明朝赋税重地的苏松一带，刚刚经历过“海贼”之乱，沿江沿海各州县十室九空，这赋税更是收不齐了。
财政吃紧，明朝廷也沒其他解决办法，一方面只能拖欠军饷，另一方面只能向地方加派税粮，加派最重的地方就是四川河南山东福建和广东，这五个行省受兵灾波及不太严重，朝廷当然只能管这些地方要钱。
事实证明，向农民直接收取农业税比向商人收商税的阻力更大，也更容易失掉人心。农民辛苦一年才得这一点粮食，让官府直接收了去，这跟舀刀割肉沒啥区别。而商人这边把商税一交，回头把货物的价钱抬高一些，照样还是赚。
当然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税负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平头百姓的头上，只是商税相对隐蔽一些而已。不过，商税不是说想收就能收的，在重农抑商这个大背景下，明朝是收不到商税的，只能用最粗暴的手段來盘剥百姓。
不只是收税的方式简单粗暴，明朝对税收的使用也是低效。明朝廷还沒有政府投资的概念，每年从百姓手上收到四千多万石的粮税，大部分留在地方供地方政府支用，押解到金陵的不会超过五百万石。
而这这几百万石的粮食中，大部分用于宗室和京官的俸禄，剩下的用于宫廷消费，宫廷一有闲钱，不是多养内官，就是广修宫殿，这些都属于浪费型财政支出。至于修河堤辅路等关系到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又通过徭役的方式再向百姓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