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今文经学烦琐，但在他接触之后其实觉得它并非一无是处。毕竟治学并非是儒经之过而是人祸，而郑玄所谓古今融合，说白了就是兼采今古文经学之长，所以说并非是郑大家另立了新学，而是革除了今文经学的烦琐之弊，重新对经书作简明扼要的阐释，而造成的一种新的经说。
而这一任务，在这个时代，也只能由兼通今古的古文经学家来完成，而最先做出如此努力这并非郑玄，更不是要鸩杀徒弟郑玄的马融，而是许慎。
说起许慎，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撰写的说文解字，在当世，他更是被称作五经无双许叔重，在说文解字中，他对字义的解释多采古文经说，然亦兼采今文。
在说文叙中，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左氏、论语、孝经，这些皆古学也。
就其所列举之经书而言，即有易孟氏为今学，也就是汝南袁氏所治之家学孟氏易，而礼即仪礼，在这个时代仪礼有大戴、小戴和庆氏之学，而许慎却不言三氏者，只言礼学无所主也。
而仪礼古谓礼，最迟在东晋初年即已有仪礼之名，而礼即为今文经学，还有公羊，京易，鲁诗，尚书等等，出现在说文的这种兼采，正是最初的古文融合，可见，作为古文经学家的许慎，并不固执其古文家之说，而是始终以一种较为客观的的角度来看待今、古文经说，是则肯定之，非则否定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许慎已经对传统的今古文经学感到不满，并努力加以改造。
而古今文学经过改造、融合后方才由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完成。郑大家曾说过平生之志：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
而他口中的百家，并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而是指今古文及其间所包含的林立的派系。
也就是说他的平生之志就是将林立的派系，纷纭的经说加以改造而整合，一统于他所理解的先圣之元意。
而且他这一直为此努力，郑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遍注群经，儒家各经皆以经过他改造而融合今古文经说之长并参以己意之说，重新解说之。
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当今世上，也只有郑玄这样博学宏通之大儒才能得以胜任，而经过他的这一番改造，今古文的界限彻底不见了，而今文的家法、师法的藩篱也不见了，使得经学彻底从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刘澜所说的郑学。
所谓长者出而短者黜，新学出而旧学衰。
当此之时，东汉末年经学派系林立、官方经学烦琐可憎、学者无所适从之时，博采众家之长而又简明扼要的郑学的出现，自然吸引到了大量学子趋而学之。
于是郑学出，今古文经学式微也就是必然了，可以说，这个时期随着郑学盛行，郑君党徒几乎遍布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
这可绝不是虚美之辞，当然后世也有今文经学家，将汉代经学家法的灭亡归罪于郑公，可这在刘澜看来这样的罪名归在郑公头上是极不公平的，不管任何时代，优胜劣汰，新生战胜腐朽都是发展的自然规律，郑学取代古今何罪之有？
就算没有郑玄，也会有刘玄、张玄，可以说传统经学的灭亡，咎在其自身，并不在郑玄。
刘澜接到了郑公，在当世能得他如此礼遇接待恐怕也只有郑玄一人了，两人先后上了马车，在内卫的护卫下出了进了驿馆，很快便从众学子的视野中消失。
在车内，两人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独处的空间，其实对世人来说郑学一生都致力于钻研经学，可其实早年间也在乡里做过小吏，可吏毕竟不同于官，再加上心向往研究学术，也就辞官而去了。
曾经的刘澜还真没想到郑玄居然也是小吏出身，而且还是乡里，但不得不说有才能的人，就算是做吏也能做出一番成绩，并当了‘啬夫’，在汉代，大乡乡户在五千以上的主官叫做，‘有秩’，小乡户数不到五千的小乡主官叫做‘啬夫’，由郡吏选用，管理全乡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