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初的某一天，苏联乌拉尔军区司令部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一名头戴蓝色帽顶的大檐帽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在两名手持冲锋枪的红军战士的护卫下走进了司令部的大门，路上的苏联军人们频频侧目，NKVD来到军区司令部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而此时，朱可夫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手上的托卡列夫自动手枪的弹匣压进子弹。朱可夫身上穿戴着熨平的苏联陆军将军制服，四枚“苏联英雄”勋章整齐地排在他的左肩下方。在压好子弹后，朱可夫为已经拆好的手枪的各个零件一一检查并擦好抢油，他很快便把手枪装配完毕，他打开了手枪的保险并将之放进身前的抽屉里。就在他将一切都准备好后，厚实的红木大门被人礼貌地叩响了。
朱可夫在两天前收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报是由斯大林亲自发给他的，里面用亲切的口吻提到了斯大林请他“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并准备接受特殊任务。”
在1946年因为斯大林的猜忌被降级流放至此的朱可夫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斯大林准备永绝后患了，毕竟他被流放到乌拉尔军区后已经很久没有参与到苏联的高层军事会议里了，此时被斯大林叫到莫斯科去还能有什么好事？
身为一名光荣的苏联红军，朱可夫不能接受自己像十几年前的那些人一样被安上一个奇怪的罪名后遭到秘密处决。内务部的军官如果带来一张逮捕令，那么他就用自己的手枪了解自己的生命。
内务部军官在敲门后缓缓推开大门并独自一人带着公文包走了进来，两名卫兵留在了门外。这让朱可夫暂时松了一口气，如果他不是打算在办公室里枪毙自己的话，不带卫兵进门一般也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来拘捕自己的。
“您好，朱可夫同志。”这名少校军官向朱可夫敬了一个军礼，朱可夫起身回敬后两人都坐了下来。军官打开自己的公文包并拿出一份文件来，他没有打开文件袋便直接递给了朱可夫。
“这是什么文件？”朱可夫提问道。
“我没有权限查看它，司令员同志。”军官严肃地说道，“我只被告知要将文件亲手交给您。”
朱可夫满面狐疑地打开文件袋，里面只有一张纸和寥寥几行字：即日起恢复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同志的苏联元帅军衔，并委任朱可夫同志作为苏联赴中国军事观察团主任。
朱可夫更加疑惑了，从文件中看，这并不是斯大林或者其他人打算除掉自己的预兆，甚至还恢复了他的元帅军衔。但是为什么突然让他去中国，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苏联赴中国军事观察团？
他当然知道苏联将在即将开始的朝鲜战争中秘密地参与战斗并援助中国人，但是援助中国的军队的指挥官早有人选，为什么此时又增加了一个观察团。
“司令员同志，中央命令您在看完文件后立即回到莫斯科进行一次报告，斯大林同志将对您解释文件中的内容。”少校说道。
这样的一幕同样发生在波兰国防部办公室和喀尔巴阡军区司令部，科涅夫元帅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同样被指名要求加入这个观察团前往中国。
而中央军委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观察团成员名单后也比较吃惊，主要是惊讶于观察团成员的阵容实在豪华。
“斯大林同志的这个取经团可真是有不少大神仙呦！”主席手里拿著名单笑道，“这下子我们的藏经阁怕是得被搬个精光咯。”
“是呀，这下子三驾马车一起开到咱们中国来，我们的这条独木桥也不知道受不受得住呀。”周总理也笑道。
“只怕是他们来取了一堆无字真经去。”朱总司令说道。
斯大林一下子就把苏联陆军最杰出的三名指挥官派来参观解放军在朝鲜的作战，一看就是急着要学习未来的作战方式，不过解放军75年的技术差距，即使是全程旁观恐怕也学不了太多东西。就算是已经在这里参与了两次作战行动的中央军委委员们此刻都不一定可以适应未来的作战方式，而在辽阳的彭总司令听说已经废寝忘食地读了好几天的书，看了无数演习资料，这才能基本掌握好正在换装整备的志愿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