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土匪到时候要怎么给我罗织罪名，哼！”宋子文最后撂下一句气话，又躺回到自己的**，翻过身去不理睬工作人员了。
任务已经完成的工作人员们也不继续留着，在组长的带领下前往下一个囚室。
宋子文的打算其实很简单，他觉得自己到头来肯定是要被定罪的，无非是个枪毙或者吊死的区别，请什么律师都一样的。既然共产党要装模作样的审判自己，那不如就让他能叫到的级别最高的“律师”帮他辩护。
“我倒要看看你们要怎么强词夺理。”宋子文侧躺在**，嘴巴里还在低声地碎碎念。
其他的几个受审人员也基本都作出了和宋子文相似的选择，让目前在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官职的法律工作者作为辩护律师。到目前为止，庭审之前的准备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当天下午，史良部长和几位被受审者们选定的法律工作者一同来到了北京的一处会议室里面，讨论要如何在即将开始的大审判上为那几个经济及反革命罪犯进行刑事辩护。
在会议上，史良部长首先对众人说道：“大家都是法律工作者，知道依法审判对我们的新中国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们要为那些反革命分子在法庭上进行辩护的原因。我们今天开会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如何为我们的被告人进行辩护工作......”
最开始的时候，中央的几位领导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辽宁省进入中央的几位官员坚持要在这次审判上过一遍完整的程序，而负责为老前辈们解释司法程序重要性的是吴铭。我党在革命时期一般是不搞什么法庭审判的，一来是当时没有法律可以用，只有党规党纪，二来是当时党内的大多数人不了解法律是什么，也不了解法律程序的重要性，遇到要惩罚的人的时候，一般是拖到群众面前，渲染一下群众情绪，游街示众搞斗争，然后枪毙或者送到劳改地点。但是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这一套随意性很强的程序最好逐渐淘汰掉。
“法律工作上的程序正义，是保护无辜群众、最大限度避免冤假错案的重要措施。现在我们搞斗争、拖人上去游街示众，目标都是明确的，地主恶霸投机分子这些人都是群众看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稳定之后，继续使用这一套的话，总有一天会导致很多冤假错案的产生，尤其是在基层。”吴铭解释的时候如此说道，“斗争大会、批斗大会，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层组织自发搞的，上级党组织很难做到监督每一次这种‘民间审判’，这样里面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如果基层组织的内部出现问题，这种民间的审判行为就会成为私人斗争的工具。如果某个坏心眼的人混进了党组织，他就可以借用这种不需要切实证据，只需要煽动或者是造谣能力的审判，让他讨厌的人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是身败名裂。”
另外，这次审判的几个人，反革命罪行不是那么的明显，基本上没有像蒋光头或者某些原国民党将领一样直接下令屠戮革命群众，和革命军队对抗，他们犯下的主要是经济上的罪行，而且对人民群众的伤害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因此直接拉到群众面前搞公审的可行性不高。将他们送到最高人民法院上明正典刑，还能为以后处理重大经济犯罪树立标杆。
“首先，我们这次受理辩护的几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人证物证齐全，社会影响重大，因此只考虑做减刑辩护，不考虑无罪辩护，大家是否同意？”史良先给今天的讨论开了个头，在场的几位同事都点头同意，这种情况总不会真的有人去考虑无罪辩护的。
“被告人的犯罪程度不同，因此难以统一讨论，我们应该认识到，本次审判使用的法律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中，类似案件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院，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没有判决先例这一点，以适量减刑为目标。”一名司法部的同事说道。
“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经济犯罪上，但是少数几个被告人还被控诉犯有叛国罪，这个罪名的辩护比较难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