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fǔ为了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币制改革，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为法币，在全国流通。这种新的货币，在华东、华中、华北都占有主导地位，使日伪推行金融渗透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日伪迫于法币的价值和信誉，不得不改变策略，放弃对华东、华中法币的驱逐，转而利用法币，以伪币与法币等值流通为钓饵，侵蚀法币市场，扩大伪币阵地。针对此种情况，国民党政fǔ又采取措施，阻止日伪搜刮法币和套取外汇，在１９３８年三月公布了《财政部关于办理外汇清核办法》。这样，中央、中国、‘交’通３家银行停止供售外汇，日伪妄图使法币变成“废纸”的梦想彻底破产。
现代化的战争一爆发，便很少是在单一层面，多数是在全方位展开。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后，立刻推行“联合票”，搜刮取缔国民政fǔ的法币。同时，日本人开始大量伪造纸币，输往国府区，榨取战略物资，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为此，在其本土设立了造假币科研机构，在沦陷区设立了造假币的印刷厂，由日军参谋部直接指挥，其代号叫“杉工作”，即研究制定假币的印刷技术和流通措施。
其实伪造纸币这项工作，日本人早在1935年便开始进行了。自国民党政fǔ进行币制改革后，日军参谋部指派第七课所谓“中国通”的山本宪藏大尉，便聘请“造币专家”，研究如何伪造国民党法币并以大量假币充作收买汉‘奸’经费，充当“开发事业”的资本。经过一番筹备，日军于１９３7年年底正式下达仿造“中国法币”的命令和十一条计划实施纲要，决定首先在上海施行。１９３8年六月，假法币试制成功，在上海购买物品未被识破，但向银行兑换日元时，因假币太新，‘露’了马脚，致使兑换失败。
随后，山本宪藏吸取经验，采取措施，对所有新印假币进行污脏处理，然后成捆外运。于是成批伪造的“中国农民银行”一元券、五元券、十元券共计五百万元抛出抢购物资，控制贸易。
面对日伪大量抛假币，国民党政fǔ断然采取“以假对假”策略。为了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下令军统局与欧美钞票公司合作，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厂，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印制设备，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日夜‘精’心制作。当时日军在其霸占的统治区内，流通着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的纸币时，就由戴笠组织人员在山‘洞’里日夜赶印，然后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控制的沦陷区使用。这些钞票与沦陷区所流通的钞票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轻而易举地购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物品，破坏了日军独霸的金融市场，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
对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黄历等人感触并不深，反倒是因为能够制造伪币，使得军统在沦陷区的情报站、情报组可以得到更大量的资金。以天津站为例，日本人推行“联合票”，收缴法币后，活动经费便由法币改成了“联合票”，并且数量比以前扩大了一倍有余。
黄历无可无不可地接手接过钞票，突然又想了件事情，对曾澈说道：“麻烦天津的兄弟给我探听探听，有没有和我年纪相仿的日本夫‘妇’，最后能有具体的资料。”
“你又想干什么？”曾澈心里很高兴，也不以为忤，随便问了一句便答应道：“这不算难事，你等情报吧对了，我们也绑架了两个日本人，是不是——”他做了个下切的手势。
“这样不好吧？”黄历嘿嘿坏笑，“日本人不是一等公民，很金贵嘛，咱们不‘弄’点赎金，或者换个人什么的，岂不是吃亏了。”
曾澈眨了眨眼睛，笑着起身告辞，边走边指黄历，“你呀，真是坏透了，你说，咋就那么坏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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