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英国的首相艾登和法国总理摩勒已经拿到借口了。他们故作姿态，同时向以色列、埃及两处发出最后通谍，要求双方立即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议院宣布：“我们已经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让英法联合部队暂时进入各重要据点。”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说，英法军队“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对苏伊士运河区进行干涉。
“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犯了什么疯病。照说也算是有头脑的人嘛，竟干出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来，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可是，我们总不能对弱者实行一种法律，对同我们结盟的国家实行另外一种法律啊”艾森塞威尔获知消息后，十分的恼火，在星期三电视广播里透露出了对英法的强烈不满。
而英国人、法国人则认为这场乱子全部应该由杜勒斯负责，艾登表示，无论联合国提出什么停火建议，他一概拒绝。
周末，全世界似乎都是大战临头了，英法军队正在塞浦路斯上船准备入侵苏伊士运河，英国的空降部队也做好了在运河北端降落的准备。
当晚，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由美苏联合制止侵略。这使得艾森豪威尔十分愤怒，并且担心苏联借此而渗透进中东，他对一名助手说道：“这些英国人――我一向还把他们看作是我的左右手呢？”接着，他告诉布尔加宁，俄美联合干涉是“不可思议的”，并提醒这位苏联总理，苏联红军“这时正在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权”。苏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分散人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罢了。
这话可不是冷战的陈词烂调，正如GCD总是念念不忘苏伊士问题，而西方总是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一样。事实上，两件事一样恶劣。
美国政府，既面临苏联要求联合采取决定性措施，又面临英法要求保证北约组织团结，显得有些左右为难。
而此时远在坤甸的黄历既要关心埃及的战况，又要发动对北越的这次极其难得的宣传攻势，从而使南越能够名正言顺地对北越的统一要求加以严辞拒绝，并且促使南越民众更彻底地改变思想。
五六年十月，由于北越GCD的生硬而残酷的土攻政策，饱受其苦的北越农民终于向“土改”和党在农村的组织发起了暴力反抗。这次农民暴动发生在胡志明的老家义安省，对，就是历史上曾发生过“义安－河静”暴动并造就了越南的“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较好的“老区”。
这次武装暴动大约有两万多农民参加，越共被迫调动其军队中的精锐第325师，一个星期后才将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大约有六千农民被杀或被强迫迁移。这次北越义安省农民对政府的反抗，在规模上或许仅次于“匈牙利事件”，但影响却不会再象历史上那样少人知晓了。
就在武装暴动刚刚被镇压下去的第三天，南越的报纸媒体上便出现了对于此事的报导。一开始还是简略的，不详的，但照片和详尽的资料很快便补充上来，越来越引起了南越各阶层的关注。
随之而来的是揭底似的批判，从五三年的“反逃税”运动的恐怖，一直到现在的对“武装暴动”的残酷镇压，北越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和失误，被连篇累椟地暴露出来。由南越政府的官方媒体为主导，引发了连续而持久的社会关注和各方讨论。
北越的反击是可以预见的，但这种反击却被更加确凿的事实和证据所击倒，反倒引起了更加恶劣的影响。
对于这次舆论攻势，南洋联邦、美国和南越政府是处心积虑，并且是准备充分的。针对北越的辩解，出现在媒体和广播中的是亲历者的切身控诉。从失去土地、被批斗游街的地主，到曾经差点饿死家中的妇女儿童，还有在土地改革中深受其害的贫苦农民，以及在镇压暴动中幸存下来、被迫迁移的“老区群众”。
大量的书面资料和照片证据，大量的人证，使舆论的风向不可逆转地向南越政府倾侧过来。而在越南颇有名气的，从北越逃回来的知识分子潘寅的露面和讲述，将这次舆论攻势推上了顶峰。
北越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早在4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一直没有凸显出来。北越共产党1954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结束了武装斗争，进入城市，并建立了国家政权后。城市生活助长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情绪。恰逢赫鲁晓夫掀起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在各共产党国家蔓延，北越知识分子开始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北越的报坦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接提出质疑。“为什么没有人去写政府机构？为什么没有人去表现爱情？为什么只准写工人农民出身的人物？现实主义应该鼓励形式和内容上的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