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不是训练员的时期，培训基地组织的某次模拟训练员资格证考试里，主观题给出一些不重要的资料后问他马娘需要什么？
参考答案是全面的训练与足够的关注等等，本该是个送分题，但他先前正好没做过，班里的大家早就不和他交流题目了，他也因为担心给人家造成困扰没去和好心的桐生院同学请教过。
他只好结合生活经验按着自己的理解去回答，一不小心就写出了“充足的体力，顺从的态度，灵活的舌头……”。
那是一张高分答卷上最致命的瑕疵，批卷人称这是路线性错误，她不希望一名前途光明的准训练员踏上歧途，于是在约谈之后上报领导了。
还好她上报的领导恰巧是那需要他“充足的体力，顺从的态度，灵活的舌头”的马娘，这件事被压下去了。
批卷老师也真是眼力不足，她担心一个所谓优秀的学生走上歧途，却看不出是歧途化作了绳，把少年缚得动弹不得，歧途紧紧地勒着，刺进肉里，压进骨里，渗进髓里，此时才发现端倪为时已晚，他与歧途混为一体，早已不可分隔了。
到了应对自己那不知好转了些许还是恶化了许多的精神问题时，鲁铎象征的训练员也能通过闭门造车，根据过往的经验和自己浅薄的智慧，替自己定制一套简单有效只是不太温柔的方案。
也就是把自己锁在浴室里，用狭小逼仄的空间给自己一点可怜的安全感，然后放任那些平时被隔离的幻觉在脑内肆意奔涌。
那些由想象和记忆共同缔造的可怕景象是些性情难以捉摸的匪类。
有时候闯进来闹一番便会满足，有时候却不依不饶地打算持续滞留，无论哪种，都注定要留下一片狼藉，深陷其中的他是没有选择权的，和在马娘们面前差不多。
正好，那些他只能默默承受的幻觉也绝大多数和马娘们有关。
幻觉把他送回小学，那时的小男孩比现在还要弱小得多，那时日记本还不在杂物箱的底部而是列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上。
那一天是小学最后一个儿童节，过完这一天，他大概就再也做不了儿童。
身上的同桌也对他说，我们要一起变成大人了，然后带着温柔的微笑，把零距离相抵许久的部位往下一推，他们的距离变成负了。
第一次的触感古怪到让他没法不叫出声来，而同桌一声不吭，温柔的笑脸没有一丝改变，好像结合处淌出的湿润不源于她。
同桌抽出一只按着他肩膀的手，向下边探去，轻轻一刮，把蘸上了什么的手指举到他眼前。
那是鲜红的血，他怎么会知道那抹鲜红代表的是第一次，小学生只知道血是很恐怖的，流血意味着受伤，意味着死，这抹稀少但凶恶的红，把他的大脑涤荡到空白。
湿滑的指尖在脸上擦过，男孩惨白的脸上被涂上猩红。
什么人的脸上会涂着血？杀人犯吗？
同桌是在提醒他，他勾引同桌的罪过吗？
哭着说对不起的话，能得到原谅吗？
如果不能的话，勾引了同桌，还在做好事的时候害她受伤的自己该怎样才好呢？
幻觉猛地把他按在桌上，母亲坐在正对面，还是穿着那套穿了很久的白色上衣与黑色长裙，像是为谁送葬，也像是一幅能动弹的遗像。
母亲正缓缓地翻着他的日记，一言不发，漠然的表情也未曾松动。
她抿着微微下弯的嘴角，镜框下的双眼幅度极小地来回扫着，那双眼把一切都看淡了，日记里儿子那幼稚的笔迹下透露出的骇人过往也不可能令其多出一分惊讶之色。
他在母亲面前头垂得与桌面平行，虽然不清楚具体错在哪，但他知道自己肯定错了，不然屋里不会安静到翻页声都显得震耳欲聋，空气不会凝滞到难以呼吸。
日记有字迹的最后一页也被翻完，中年妇女托着封皮的手掌一合，再随手抛到桌上。
她还是不打算说什么，显然也不需要儿子说什么。
她脑袋微微歪着，漆黑的发丝挂在颌上，向着儿子伸出了母亲慈爱的手。
手按在男孩与他的一样漆黑的头顶上，轻柔地抚摸着，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安抚行为，儿子肉眼可见的慌张至极，她怎么忍心看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这般不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