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姚丽，这是我的真实故事。
2022年3月30日。
3月29日，我被居委会的副主任侵犯的第二天，上海就在官方没有正式宣布封城的状态下进入了完全的静默。
一个超过3000万人的城市彻彻底底按下了暂停键，恐怕当年日军打进上海的时候都没有如此紧张过。
29日的全小区核酸检测我很紧张，我很怕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恐怕每天都要见面的男人。
我并没有感到什么明显的羞愧，怕的更多是关于未来命运的不确定，不知道下一次他或者别人又会用什么去威胁我。
如果说上一次我还可以付出我的身体去平息威胁，但我不知道下一次需要我付出的又是什么。
看着旁边的孩子，这种恐惧感大到让我不敢去多想。
另外，虽然他没有射在我的下体里，但是我依然担心有怀孕的可能，虽然前一个晚上我不停地清洗了自己的身体一遍又一遍。
可是29日他并没有出现。
对我来说，那是种几乎自欺欺人的放松。
同一天下午，我老公那边有几个美国同事已经在大使馆的帮助下回到了自己所在的小区。
虽然沟通的过程异常艰难，但是据说很有可能他们所在的居委会会找车直接送他们去浦东机场离境。
但是我老公这边依然被通知等待。
那天他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尽力稳住这边的居委会，如果大使馆给了积极信号，也许居委会有可能让我们直接离开上海回美国。
这种情况下，我倒突然觉得前一晚的经历几乎是一种恩赐，让我天真地以为我距离离开已经沦陷的上海无限近了。
我在小区的微信群里加了居委会副主任的微信，但是一直到零点好友申请都没有通过。
3月30日，凌晨一点。
我睡不着，我一边觉得大概率我们很快就可以走了，可是另一方面已经有各种悲剧故事在上海人的微信群里传开了，我就在极度乐观和悲观的两极上跳跃，这里没有中间状态的可能性。
我在书房里看到了我老公留下的没抽完的半条烟，我点着了一支走到阳台打开了窗户。
距离我上次抽烟起码已经三年了。
吸进肺里的一瞬间是头晕和轻松的满足感交替的难以名状的感受，我知道一旦我重新开始抽烟恐怕就很难戒了。
可是我还能如何让自己内心轻松一点呢？
凌晨三点，我的好友请求终于通过了。
我没有说明来意，我只告诉他我想见他，最好是单独。
他马上就回复我说现在就可以，我说现在不可以，有时候小朋友会醒非常早。
他让我等他消息。
果然，那天小朋友不到六点就起床了，我几乎一夜没睡。
上午的核酸检测我见到了他，我昨天对于他的那种恐惧消散了许多，我只想能赶紧离开。
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彼此盯着对方眼睛看了很久，这种默契让我觉得非常奇怪。
整个白天我都在等我老公的消息，那边已经有美国同事成功去了浦东机场，但是他的申请依然没有消息。
大使馆只是说有可能。
对于我来说，我需要百分百确定如果大使馆给了绿灯我能带着孩子成功离开小区。
我依然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男人身上。
下午两点左右，小朋友已经开始迷迷糊糊快要睡午觉了，我给他发微信说有没有可能随时来我家。
他说他就在隔壁的楼里，随叫随到。
半个小时后，我让他过来了。
我并没有直接讲我的需求，但是他来之前我换好了一身情趣内衣，外面披了一个一直到膝盖的大披肩，一双高跟拖鞋。
我已经不在乎那么多了。
“这么着急叫我来，那天很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