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农民的反抗显得相当激烈，几乎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唯一让林风稍稍宽心的是，这种反抗绝大多数规模不大，大多数都够不上“揭竿而起”的标准，通常的表现形式是逃亡，而性格激烈一点的或许会揣把菜刀干掉一、两个民愤大的差役或者地主，总之聚集人数都没有超过一百人以上，也没有什么“砸乱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想法，一般情况下往往还没等地方政府反应过来，这些“暴民”就隐名匿性朝关外流动，企图在辽东地区找到一块安身立命的地方。
对于这种事情林风一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就他本人来说，对农民运动的威力当然非常清楚，正确的讲应该是非常恐惧，其实这几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也不是没有下过功夫，不过遗憾的是大多都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在这个时代政府的财政收入百分之七十都是来自农民，就本质上讲，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减轻农民负担就可以了，但这又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减少，意味着林汉帝国军事动员能力的衰退，但在这个战争频繁的时代，做这种事情简直跟自杀没有任何区别。
帝国疆域内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林汉军事集团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对社会各个阶层造成了强大的威慑；二是政府对人民的控制相当有效，尤其是军方负责的民团组织，层层负责，级级掌握，对大多数反叛都可以及时扑灭；第三个原因就是林汉帝国旁边有个杨起隆做榜样，在近百年间，从高迎详到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和朝廷打仗打了几十年，不论谁胜谁负，老百姓的境况倒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就算起义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从杨起隆地盘里逃出来的河南流民把这个真理传递到林汉帝国的各个领域，大多数人虽然不知道什么大义，但还是知道在林风统治之下好歹还有块地种，如果当真造反了恐怕连地都没得种了，第四个原因就是汉军政府在这几年对八旗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和反攻倒算，之前直隶、辽东等地区因为“跑马圈地”饱受凌辱的农民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在土地革命中或多或少的得了一些好处，社会环境显得相对公平，所以在面对政府盘剥的时候，很多时候心理矛盾，感觉有些不知所措。
在这种情况之下，林汉帝国对于这些农民的“轻微出格”处理得也相当低调，大多数都列为刑事案件来处理，除了带头的首恶和身负人案的之外，其他人大多敲打一顿了事，而并不愿意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警示人心”。
关于赋税收取之后的遗留问题，这几年一直都有存在，不过今年却显得更为严重一些，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年汉军政府的仗确实打得太多了一点，也打得太大了一点，本来因为常年战乱的关系，中原北方的民财几乎都被清廷和林汉帝国榨光了，而今年又因为大片地区的壮丁随军远征山西，耽误了农忙，田里收成大受影响，所以针对毫不减少的赋税，不少农民采取了相当激烈的手段，直隶以及山西各州府的刑事案件猛然暴增，仅以直隶保定府、正定府两地为例，驻扎地方的都察院都卫军就出动不下数百次，逮捕将近三千多人，其中个别地方情况非常严重，整个村庄都参与了“抗税”活动，与前来镇压的都卫军进行武装对峙，最后被全副武装的都卫军血洗，整个村庄的男丁被集体斩杀。
根据历来的传统，除了武装冲突中被杀之外，凡是朝廷逮捕的罪犯，处决权都归君王亲笔决断，以表示朝廷对生命的尊重。自从干上了“汉王”这个职业之后，林风经过几年的洗礼锻炼，现在对这个工作流程已经不是什么很陌生，但这一次的情形却实在是非常令人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