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想现在我最烦的不是我，而是学校那些坐办公室的。陈文他们想出一本书。想向学校争取一点经费，然而他们却搬出一大堆规范、法令出来吓唬他。其实说穿了，就是不想给钱。陈文死缠不休，每天只要有空就要往学生处跑，但是办公室的那些家伙全都是久经沙场的人，怎么会怕他。
这样折腾了不知道多少日子，然而还是毫无头绪。看来，想要学校出钱，除非办成五年刊。否则是决计不会有希望的。甚至还有可能逼他们把宪法搬出来。
“什么东西！都是些败类！打着官腔放屁。拿几千块钱出来，好象这学校就要倒闭一样。”一个晚上，陈文在**愤愤的骂道。
接着，他又骂了一大堆的话。骂着，骂着，他就累得睡过去了。看来，骂人也是一件挺耗体力的事。
第二天醒来之后，陈文打算拿内部开刀。他急匆匆的召开干部会议，独断专行的让社团里所有有职务的人分摊出书费用。于是，会议室内哀鸣遍地。干部们一个个在心里大喊着：“上当啊！上当啊！早知道就是打死也不当这个鸟干部！”但是，最后在云鸟的坚持下，别人一时间又想不到更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驳他，决议只好通过。虽然，人们大多认为类似理想之类的东西是绝对的废话。但是，理想毕竟是块吓人的招牌，没有人会真的大张旗鼓的反对它。
虽然几经波折，但既然有了钱，就什么都可以解决了。一个星期后，书印出来了。
把书捧在手里，陈文的成就感空前膨胀。全然不顾旁人心痛的抚弄着书页的心疼。在他们眼中，这哪里是一页页的纸，分明是一张张的钞票。
当晚，文学社就搞了一个隆重的发书仪式，我很奇怪为什么像陈文这样的人也会做这种有形式没实质的事情？不过，既然已经决定要召开了，我也只好去参加了。
事情正如我所料，只不过是一些站在台上的人往台下寻求一点可怜的成就感，台下的人则一脸无奈的默默忍受。
只要有职务的人都上台讲了话。轮到我时，我推说没有准备而没有上去。我深知，上台只是自我愚弄而已。
接着书就发下去了。陈文开始好像是想让社员们一个个上台领，这样显得庄重一些。不过，最后还是演变成一群人涌上台乱抢。说实话，看起来像场闹剧，有点煞风景。并没有人真那么想要那本书。真正使他们如此兴奋的，只是争夺的感觉而已。
人，天生就是争斗的动物，无论在任何情况，任何环境下，只要有人，不管是几个人，甚至只有一个人，他也是要争斗的。人，物，时间，空间，一切，都是争斗的对象。
就像新陈代谢一样，虽然人的争斗到了一定的时期，对事情本身就会失去意义，然而争斗仍然是要继续的。我们必须明白，争斗，其实是人们生存的目标与理由，是人生存的最崇高的形式。
我看到，那些将书抢在手里的社员显然并不在意书的内容。他们一个个摩挲着书皮，赞叹纸张质量的优良。也有几个稍微多事一点的会指出书中的错字。
本来，仪式到此应该就结束了。领导层的表现欲已经满足得差不多。但是，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让每一个社员都上去讲几分钟的话。社员的人数其实和干部差不多，所以这个提议并不是完全不可行的。最后，这个提议被陈文接纳了。
社员们一个个都上去了，有的说得多一点，有的说得少一点。但是，终归都和没说一样。
然后，我看见她上去了。她先是立定，看了看，然后开始说话。说话时，她是昂着头的。她看起来力图表现得亲和，但我知道她的内心是高傲的。
她也许讲得很好。而我，则在淡淡日光灯的照耀下，紧紧的盯着她透光的短发。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的耳朵，不，不止是耳朵，而是所有的感官，除了眼睛，全都失去了作用。我只剩下眼睛可以注视她。
我深刻的记着，她有着一头不长不短地齐耳短发，恰好披在她的耳旁，她的发梢微微的卷起。其他的，我就记不得那么清晰了，只是隐约记得大概是一副姣好的面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