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的领导似乎也得到了些语焉不详的暗示，入校才半年他就被提拔做了班长，军队里的规矩就一条，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他的上级，也就是他的队长和区队长却看人下菜碟，和他称兄道弟，费尽心思的巴结他这个新兵。
四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曾以为毕业集体授衔的那一天是他追随父亲脚步的开始，却不曾想到那一天其实是他幼稚可笑的军人梦破灭的开始。
离开了湘江河畔，他又住进了河北保定的百里连营，成为赤党军队中战斗力最高，武器装备最好，负责保卫帝都安全，被称为“万岁军”的第三十八集团军下的一名连长，军衔中尉，领兵 124人。
那时，他对自己取得的这个小小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他觉得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很快就能做到营长，然后是团长、师长，最后当上中将，统领整支“万岁军”，以告慰父亲的英灵。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将他所有对未来的梦都碾在了车辙之下。
他这一代人出生于民国末年，成长于猫西泽时代，被时代所裹挟着，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知青下乡等一系列政治与社会运动，人到中年，好不容易赶上登平掌权，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谁曾想，没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一种不安且危险的情绪悄然间又开始酝酿了。
古语讲，有一兴必有一败，有一利必有一弊，猫西泽咽气后，其所推行的“革命”也走到了尽头，联合石英健等一众赤党元老发动政变掌权的登平改弦易辙，重新把过去打倒的一切“牛鬼蛇神”都请回来，挽救赤党岌岌可危的统治时，就已经埋下了日后的祸根。
土地承包制让全国绝大多数人都吃饱了肚子，也让一大批从土地被解放出的人失了业，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濒临崩溃的经济得以恢复，也让官员腐败和裙带关系大量滋生，打开国门吸引外资使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也让来自西方的新思潮涌入国内，所有的暗流在十年间一点点汇集成大江大浪，时刻都在等待着溃堤的那一刻爆发。
1989年 4月15日，前赤党中央总书记霍邦国猝逝，他是唯一能阻止滔天洪水的“千里堤坝”，但他死了，大洪水就这样爆发了。
作为赤党党内改革派的领袖，他的死引起了全社会强烈的回响与悼念，“四六反革命暴动”时隔十三年在天平门重新上演了，无知无畏的学生们制作了大型花圈摆在天平门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前，他们在国民大会堂的门前举办公开演说纪念霍邦国，被警察从广场上驱逐了。
第二天，天平门广场又来了五千人，有学生，有工人，还有不少帝都市民，全国其他的城市也陆续有民众走上了接头。
随着人数和规模的扩大，原本单纯的悼念活动逐渐演变为示威抗议，以学生为主的抗议者转向要求对抗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严查官倒、官员腐败、政府问责、新闻自由与结社自由等更加广泛的政治诉求。
赤党政府当然这些诉求默不作声，数千名激进的学生竟改换战场，聚集在中北海入口华兴门处，想要进入中北海内部，向登平本人情愿，赤党政府当然不会让他们进去，先礼后兵，能劝走的就劝走，能领走让单位领走，剩下的两百多名“刘和珍君”们，那就对不起了，只能把你打走了，反正也不会有人给你们写《纪念刘和珍君》。
干完这一票，赤党政府终于开始行动起来，先是下令封闭广场以举办霍邦国的葬礼，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的约十万学生无视此令，在前一天晚上游行进驻天安门广场，赤党政府这次没有动手，只是草草结束了国葬。
四名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跪在国民大会堂的阶梯上提交请愿书的大学生甚至获得了赤党政府国务总理赖波宁的接见。
那天之后，一些头脑清楚的学生和民众自发离开了天平门，但绝大多数一腔鸡血的学生却开始筹划起更大的行动，他们在未经官方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成立了帝都高校学生联合会，选举了联合会的主席与各校的学生代表，呼吁全帝都乃至全国的大专院校全面且无期限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