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先生是蒋介石和许多政治领袖的好友。战争一起，他变成政府和外面世界最重要的爱国联络人，因为他的担保受到普遍的信任。他得到今天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处事公平，对金钱又视如粪土。除夕夜他屋门大开，一堆堆钞票放在桌上，谁需要谁就来拿。组织里的下属人员则在公共澡堂里接受分红。战争爆发后，他投身反汉奸工作，对政府帮助很大，他还负责刺杀过不少汉奸。后来他在上海和香港把最后一文钱也花在政治工作上。但是他需要钱的时候，随便哪一位银行家朋友都会乐意捐出一二十万来。
秘书拿出一沓资料。董先生接过来，叫他把拉门关上。
“这是一件调查中的事项。”他的普通话还马马虎虎。他拿一份小报的剪辑给博雅看，上面登着崔梅玲的故事。“你看过这个吧？”他问。
“我听人说过这个故事。”
“好了，姚先生，”他改用上海话说，“你也许听过我的工作——在谈判区除奸。我知道你祖父曾慷慨帮助革命，当然我们都是中国人。两周前，我们突袭一位汉奸的住宅，发现了这些文件。有些天津来的信件和电报用的是崔梅玲的名字。”
他说得很慢，很客气，使博雅有时间考虑要怎么回答。他正在做决定。但是董先生继续说下去：“我们也收到天津的报告，他们搜那位小姐的公寓，找到不少文件，表示她和南方的汉奸有联络，这个女人显然逃走了。我们还看到天津警方的报道，说她曾经在北平你家住过。她现在可能在此地，她人在哪儿？”
博雅第一个反应就是保护她，连忙说：“我不知道。”
“你怎么认识她的？”
博雅没有机会说不认识她，只好说：“我的一个女亲戚是她的朋友，她们一定是好几年前认识的。不过她走了，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请看看这些文件，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女人，她是一个舞女。我们调查过了，但是这里没有人认识她。”
博雅现在搞糊涂了。他不知道丹妮详细的身世，只知道她矢口否认拐款潜逃，还说她同居的男人替日本人工作，她才逃走的。她当时要告诉他，他却说不想听了。他拿起文件，匆匆看了一会儿，有些电报和信件签着梅玲的名字，主要是和几个特别秘密的人物的行动有关，只有日本名字一眼就看得出来。报告上提到要和日本人合作在华北组织伪政府。文件中的一切对他完全陌生，他脸色发白，董先生也看到了。
“你知道这个女人对我们很重要。”
“也许是别人用她的名字当掩护。”博雅说。他想起丹妮的话，又说：“小报不足为信。伪警察也要找她，她不可能替他们工作的。”
“那就看你由哪一方面来看了。”董先生说，“我承认，她很神秘。伪政府找她，也许因为她躲起来了，而且知道他们的一切秘密。我们也是如此。我希望你和我们合作，不是和她吧？你肯不肯说出她的下落？”
董先生两眼发光，眉稍稍竖起。博雅知道董氏的名声，心里很害怕，但是他故作欢笑说：“董先生，你不是说我也是汉奸吧？如果我知道，我会告诉你。但是她突然离开我们家，神秘失踪了。”
董氏转身，叫一名秘书进来。“姚先生，”他说，“请你帮我们形容她的样子。”
“好的，当然。”博雅说。他有点想说出真相。丹妮没告诉他电报和信件的事，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汉奸的信函上，使他非常吃惊。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保护她，不让她有任何麻烦。马上他决定叫丹妮立刻离开本市，所以对方问话，他都故作镇定地敷衍过去。董先生看出他猜疑的脸色和激动的口音，秘书准备做笔录。
“她有多高？”董先生问道。
“以女孩子来说，她算相当高了。我没有注意量过。”
“她长得什么样子？”
“很漂亮，很漂亮。”他回答说。他想起凯男，于是说话就流利多了：“北国佳丽，大眼睛，浓眉毛，涂指甲。我记得她的声音有一点沙哑。”
“有病吗？”
“我没看见。”
“头发呢？”
“向后梳，后面短短的，是一般摩登的发型。我记得她有一颗金牙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