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的疾病在初起之时，还局限于阳经之时，极需善加调养。不久之后，平亚觉得口与唇发干，但并不口渴，眼花、耳鸣、胸口发闷。医生告诉曾家大人平亚的病很严重，可是曾太太以为那病与心情也有关系，是青春期常有的。心中怪老太太不该让儿子和曼娘走得那么亲密。又过了半个月，烧仍不退，脉本来浮而不实，现在开始下沉，母亲真吓怕了。她立刻想到叫曼娘来。有两个理由：第一，她以为平亚的病大体上是相思病，唯一可靠的治疗法是见到、摸到、听到他的意中人。第二，因为她相信冲喜，想给病中的儿子完成花烛之喜。她想等一等，看看是不是需要走这一步。不过若是叫曼娘来京住在附近，如果需要总是方便的。医生，虽绝非一筹莫展，至少治伤寒也没有十分把握，于是也赞成这个办法。现代医学称之为混合心理治疗。
母亲问平亚愿不愿曼娘来北京看他，平亚说愿意。
曾文璞于是往山东打电报。曾文璞那时在担任旧有的官职之外，又兼任政府电报局副总监，那时正是袁世凯当权。袁是朝廷的一个权威人物，官居直隶总督，兼铁路矿务督办、电报局督办，最主要的是新军训练处督办，训练新军使用来复枪。曾文璞经由一位姓牛的同僚又是山东同乡认识了袁世凯，袁世凯就给了他电报局副总监的职务。所以他往泰安家里打了一封长电报，让母亲立刻叫曼娘母女急速来京，说平亚病重。
对曼娘，这封电报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她心里想她必须上京，毫无疑问。老太太与曼娘的母亲两人商量此事。老祖母低声向曼娘的母亲说，一定为了赶紧完婚，在病中冲喜，不然不会这样着急要母女同去。可是曼娘的母亲不能把这话告诉女儿，因为她不能说这种话。虽然坐船旅途还舒服，曼娘不在乎这个，她告诉母亲要坐车坐轿，这样一个礼拜就可以到北京。老祖母听到这个消息，也非常震惊，因为平亚是长孙，在家里地位很重要。她说她想去，不过是几天之后带着李姨妈坐船去。她先派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陪着曼娘母女去，另外单派一个丫鬟叫小喜儿的伺候曼娘，小喜儿原本叫四喜。
北京曾家接到母女起程的复电，以为她们最快也要走十天。平亚那时已经病情危殆，已经显出憔悴而衰弱，还是发高烧，脉搏微弱，偶尔呕吐，四肢发冷，他说肚子里寒痛，闷胀而虚软。由种种病象上看，阳经“内陷”，已然侵入阴经，仿佛身体正在干涸，咽喉干，眼睛无神。这时医生不再用肉桂、甘草等热药表内热，而是用平和性的药来温暖阴经了，因为已然看出是一种阴寒，是分泌器官功能不调，于是服用干姜、葱白、猪胆等熬成的汤药。但是病人情况越来越坏，于是开始服用猛药，里面有大黄、芒硝等。
大家等曼娘到来等得十分焦急，她来后第一次与身染重病的平亚相见必须慎重安排。大家都对她寄予厚望，因为她可以说是病人的医生，也是病人的救星，愿她能起死回生。平亚几次问他母亲曼娘是不是要来，什么时候才到京。有时他发高烧，神志不清，嘴里喃喃地叫曼娘。有一次，桂姐单独照顾他，听见他清清楚楚地说：“妹妹，你为什么跑走呢？”还有“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日子过呢”。她觉得这种话传到别人耳朵里头不好听，偷偷地告诉曾太太，太太越相信曼娘一来，儿子的病就会大有起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