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受害的还不止是旗人。在清政府做官的人也失去了官职，只好退隐下来。这些人都毫无办法，已经失去了社会关系和政治门路，摆在面前的是个新社会，是他们咒骂的世风日下的伦理道德，是他们无法了解的一代后生小子。以前生活较为富裕的则已经积蓄下足够的钱，可以安然度日。有人在别的都市的租界买了别墅。有人不愿意招人注意，就住在租界里巷子中的红砖平顶房子里，把积蓄的金银财宝藏起来，但也有人不胜现代汽车的舒适的**，买辆汽车以代步。那些花得起钱的，就雇高大强壮的俄国人做汽车司机，或是做保镖。有些讲究实际的人就把钱投在工商业上。有些人不断寻求官职，他们觉得，即便坐五日京兆，也像抽大烟一样，总算过过官瘾；他们觉得做官、钻门路以饱私囊，是“读书人”的当然之事。这些天生追求官僚势力的人，也竟而渐渐得到官位，把一个民国政治制度自内部腐化了，把自民国元年到十五年这一段的国民政府，弄成供人嘲笑的话柄。
木兰家并没受什么影响。革命并不摧毁茶商与药商。不管在帝制之下，还是在民国之下，茶叶还是茶叶，药材还是药材。后来木兰才知道，在革命之前，她父亲又向南洋的革命党人捐助了十万元。这笔巨款使她父亲的现金项下，骤然紧了不少，但是他的生意还是依然如故。革命一成功，他首先剪去了辫子。
不过木兰的婆家则起了变化。因为曾文璞是个刚强坚定的儒教信徒，在他看来，革命就等于人类文化到了洪水猛兽时代。他倒不在乎清朝被推翻，他怕的是随后而来的变化。他和木兰的父亲之间，始终没有产生真正莫逆的友情，只因为姚思安是维新派，他自己则是旧思想旧社会旧伦常风俗的坚强卫道士。木兰嫁过去不久，就发现她公公恨洋书，恨洋制度，恨洋东西。虽然他喜爱那个金表，他仍然抱着鄙夷轻视的看法，认为那终究是低级思想的产物，是工匠产生的东西。洋人制造精巧的器物，只能表示洋人是精巧的工匠，低于农夫一等，低于读书人两等，只是比商人高一级而已。这等民族不能算是有高等文化，不能算有精神文明。他对西洋文明的看法，只能看到这个程度。现在革命成功，民国建立了。但是试想一想，国家怎么能没有皇帝！俗语所说“无父无君”，就表示无法无天，天下大乱。他相信中国整个的文化已受到威胁。他对外国的反对是毫不妥协的。一直到几年之后，他由于自己切身的一段经验，那就是他的糖尿病被爱莲的丈夫，是一个西医，用胰岛素治好，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现在曾文璞是急于要退休，因为他宦囊丰盈，退休之后，全家可以享福度日。他看得出一段大乱方兴未艾，打算明哲保身，不被卷入。革命爆发之后四天，袁世凯又奉诏当权，他去心已决，不再踌躇，不再恋栈。
在这一段日子里，荪亚和木兰这一对小夫妇，在曾家那么大的家庭里生活，好多地方需要适应。这一对年轻夫妻最重要的事，是要讨父母的欢心，也就是说要做好儿女。要讨父母欢心，荪亚和木兰就要做好多事情。基本上，是要保持家庭中规矩和睦的气氛，年轻的一代应当学着减除大人的忧劳，担当起大人对内对外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