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是彻底觉悟了，美国式的和平在民主世界同盟时代是一种痛苦。当然，在第三次世界大战，苏俄战败后，美国所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以一颗崇高的心来养两亿的苏俄人民。起先当然是心理战术，美国不断大声疾呼：“我们将养你们，并给每一个苏俄男、女、小孩一双全新的鞋子。”在这种攻势下，苏联招架不住，马上就像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一样溃败了，连秘密警察也没有用。美国当然就信守诺言，山姆叔叔从来不背信，但结果连骆驼背也被压垮了。最低的所得税升高到工人资薪的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每个人每周要工作二十小时，来供应俄国人的鞋子，否则文明就要灭亡了。由一亿九千五百万美国人养两亿俄国人的欧门计划，是美国总统的一项狡猾的提议。起先为了赢得美国工人的支持，后来则使大家一想到俄国人就恨之入骨；正如美国总统所宣称的，这样可以拯救世界民主，结果也导致了他自己所期待的独裁力量。在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下，阶级斗争到处蔓延，第四十一任总统又从国会中榨取了专制的权力。《纽约时报》强烈攻击这种趋势，被总统指控为故意妨害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因此被查封。
这位总统在白宫一连待了四任，于一九九八年被暗杀。美国人已疲惫不堪，他们要重新开始。世界上应该有个真正民主的世界政府，由爱好和平国家所组成，共同建立世界法和执法的原则，这一点已是非常明显了。没有什么新奇，只是平实可靠的民主规则和代表组织，加上对全体的公正态度，这是任何民主校舍或县间政府都可以找到的精神。但最大的障碍是国家主权。不，没有人会告诉大国该做什么，他们只是为所欲为。国家主权就是这个意思。远在六十年前，一个名叫艾默瑞·李夫的美国人就曾指出这一点。所有浪费时间，敷衍世界政府的似是而非的论点，都有武力做后盾。世人宁可由痛苦中学习，心理惯性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力量，现在他们已在两次代价极大的战争中取得教训。一位美国参议员于一九九九年起来大声疾呼，呼吁美国人民正视事实，他们自愿花掉八千五百亿美金，使国家负债达到天文数字，二十多个繁华的城市惨遭轰炸，一千万妇孺丧失了生命——却不愿放弃部分的“自主权”。世上没有一个名词曾付出过这么大的代价。
往者已矣，哭泣也无济于事。结果是民主世界联邦的应运而生，幸运的在千年起转点——西元二千年一月一日成立。这只是基本常识。但是，美国觉悟了，其他国家却又是嘲讽、不悦和漠然的。裘迦那（印度诱人迷信牺牲的神）不祥的隆隆声才过去不久，余音仍在耳旁。由于美式和平，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领导权开始怀疑和不信任。美国烧了自己的手指，美国可不愿意再建议供养俄国人了。为什么大家都昏睡不醒，无动于衷？民主世界联邦就在大家不怎么热心的情况下诞生了。
虽然伦敦全毁了，大英帝国仍在混乱中撑下来，国王查理三世仍在位，受到工会会员的爱戴。这一点马克思看错了，人性是永远不变的。英国侥幸生存下来，她具有神秘的特质，能够不靠逻辑也能恰当地掌握状况，这就是英国成功，他国绝望的关键。英国人饱受轰炸**之余，全国一致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一句话也不说地在短短几年中，就把国家恢复到战前的水准。
法国仍然是欧洲有“文化”的国家，很有文化但非常疲倦。下议院中诸议员，仍然用优美的柯尼利安法文在那儿指手画脚，放言高论，偶尔还互抓颈背。这个动作还产生过一种路易十四的社交惯例，用耸肩来抵挡对方抓颈背的动作。
意大利变成共产党国家了，这一点倒没有人担心，因为苏俄已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垮台了。共产主义实在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加上去的豪华标签，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天然资源和主要工业的国有化。
至于赤俄本身，于一九五〇年代，自从维辛斯基在斯大林手下当“国家执行者”，谋杀了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党员以后，苏俄就没有共产党了。苏联的本质变化太大，一九八〇年，苏联中央政治局决定扬弃那古老、陈旧，导致误解的标语——“无产阶级专政”。从此，苏维埃政府决定自称为“衙门阶级专政”，实在恰当。苏联社会演变的结果，中产阶级和资本家都消失了，社会上只有两种阶级存在，一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二是其他的人。一位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曾说，这种新的阶级划分法实在简明扼要。在“办公桌后”和“办公桌前”两大阶级中，前者显然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每一个医生、音乐家、小说家、农人、放牛者、兽医和铁匠都渴望能坐在办公桌后面。为了配合这种必然的演变，也认可了新的经济阶级组织，苏联的国旗也换了。不再是镰刀和铁锤，而改为在红色的背景上，两边各放一个有二脚、四抽屉的办公桌——作为苏联统治者非凡鉴赏力和理智上诚实的明证。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对改变人性有决定性因素的“环境”或环境影响力，现在已经是指你面对办公桌的方向了，看你是在桌子前面或后面。那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如果你很安全地在桌子后面，你就代表社会主义的进步；你若站在桌子前面，你就很可能有歪曲的思想和性格，喜欢以怠工来宣泄情绪，常常受卑下的欲望的冲击，想做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苏俄官方《真理报》解释说，环境对人心的影响，完全是一种心理学的问题。
这一切尤瑞黛全知道，她和艾玛·艾玛谈了不少。但其中有很奇怪的一点，由于艾玛·艾玛太专注于她人类学的笔记而没听到。这件事发生在斯大林政权的最后十年中，根据斯大林派生物学的要旨，环境的影响胜过遗传的理论，中央政治委员会就指示各地的农业商，美国人改良小麦和苹果品种的理论是中产阶级式的，不够科学。土壤、肥料和阳光——环境——才是决定性因素。去他的小麦种子！任何专家提出报告，推荐良好种子的重要性，就会被指控有反动的倾向，甚至指为冒犯神明，因为他违反了的正统生物学，这一套当然行不通。小麦的收成，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斯大林死后，在马林可夫统治时期前几年，农业商才勇敢地提出真实的报告，分析农业生产失败的原因。斯大林式的生物学当然就暂时搁置了。
大体而言，一切都是悲哀的故事。战败国为失败而哭泣，战胜国却在胜利的重担下呻吟。好一幅可观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