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恐怕我没有那种荣幸。而且，除了委员会开会，我也许也不能说你去过文协馆，或见你手中拿过一本书。不过，你忘了，音乐家和舞蹈家都必须接受训练。我们为所喜爱的东西付钱，艺术家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让我们别再为这争吵吧。至于增加公职人员的费用，那违反了我们不鼓励人民服公职的目标。在政府里抢个一官半职的不幸，是很多国家的社会疾病。美国、法国、共党苏俄都发生这种现象。在第一个案例中，联邦的雇员多达一百万人。在第二个例子中，靠各部世袭特权吃饭的制度，几乎把政府给勒死了，他们吃掉了税金，使财务制度崩溃，毁了年轻人的创意，减低了改革力量，使大家的收入少得可怜。如果政府的雇员和寄生虫都减少一半，薪金加倍，那一定会产生一股突然旺盛的精力。这样就不会彼此妨碍了。这是恶性循环，想出工作来给过剩的职员。这样，完成一件事就要尽可能用更多的纸张和产生尽可能低的效率，来使那些寄生虫有事可做。纸上政府——华盛顿就发生过，报酬减削有一定的要领，组织的规模也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效率反而谈不上了。如何才能使这些报告和文件消失呢？如果一家公司这么做的话，没多久一定就要关门大吉了。不，政府工作和政府的退休金、补助费，只产生了昏睡和怠惰，吸引那些喜欢闲逸的人……至于共产主义者苏联，每一位应该在野外工作的护士和兽医，却宁愿坐在莫斯科的办公桌后面，或待在某个省的办公室里，提出指示、指示和更多的指示。我们的愿望是避免公文官僚制度——这是人类所创造的最无生产性的工作。
“目前在我们共和国中，”劳思继续说，“我们经历了特别的痛苦来尽可能地防止公务员阶级的膨胀，我们曾试图刁难统治者。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回报。对坐办公室的人而言，那是令人满足的自我表现的形态，有些人天生有签署文件，叫别人为他们工作的习性。就我所知，有两种不同阶层的人，不是指经济阶级，而是人类的分类：一种人只管自己的事，另一种人不管闲事就不快活。后一种人必须表现他们自己，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天赋，要求自我表现。这一阶层的人，有演说的才华，遣词造句，态度雍容，无一不精。他们喜欢对部下表现权威，对上司却有自我控制、极度的耐力和克己的功夫。这是一种典型，他们就在这种气氛中发达起来，他们对高薪的舒服工作嗅觉最灵敏。我并不是说这些统治才能没有发挥他们的目的，但是，我希望说，我们无须刻意以脂膏来招苍蝇。他们就是我们脂膏中的苍蝇，总有人愿意为政府的荣誉而工作，替人类服务，而只拿少量的报酬，或者一点报酬都不要，王子殿下就是一个例子。”
劳思说的不错。共和国的长老随时挑选俊美、个子高，有一副好嗓子的青年，训练他们担任公职。在木匠店里的一群学徒中，总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却生来一副好口才。这样的年轻人可能要花十天才能完成一张凳子，而别人只要五天。他对他的行业，不加分辨，没有热诚，一旦问题发生了，你却能信得过他，他能站在板凳上，向其他学徒发表长篇大论。很明显的，他不适合在木匠店里工作，浪费了他雄辩的才华实在是件憾事，古希腊人很重视这种天分，也极力栽培。在一群牧羊少年当中，也许有一个懒懒散散、心不在焉、很容易丢掉羊，可是却能毫无困难地责备别人弄丢了羊。其他的少年，不论在哪个团体中，也有特别喜欢叫别人替他们做事的巧妙能力。凑巧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好工匠。这些少年被仔细地从他们个别的行业中挑出来，送到公共行政学校去，学校课程最重要的主要科目就是初级和高级的雄辩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