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门，安倾霜工作室的门，以前像块擦得锃亮的勋章，推开时总带着点神气的嘎吱声。
现在？
操蛋玩意，推开它就像撕开一张用过的创可贴，黏糊糊的，还带着点喑哑的呻吟。
安倾霜就这么飘了进去，像个刚从墓地爬出来的鬼魂，连点热气儿都没带。
她那头曾经能让美发沙龙老板心跳加速的卷发。
现在？
活像一堆被猫抓过的稻草，随便在脑后挽了个结。
几缕碎发死皮赖脸地贴在她瘦得脱相的脸颊上，惨白惨白的。
那些贵得吓死人的套装？
早他妈见鬼去了。
现在她就裹着一件皱得跟地图似的棉布衬衫，一条洗得发白、膝盖都快磨穿的牛仔裤。
光着脚丫子，踩在冰得像停尸房地砖一样的地板上。
感觉？
啥感觉都没有。
她的眼睛是空的，真真正正的空。
以前那双顾盼生辉的玩意儿，现在就是两颗蒙了灰的玻璃弹珠，嵌在眼窝里，两潭深不见底的死水。
死水，懂吗？
连个涟漪都懒得泛。
家里压根儿见不着黄景明那混蛋的影子。
所以她干脆把自己变成了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每天准时准点，把自己钉在那张宽大得能打乒乓球的办公桌后面。
文件堆得跟珠穆朗玛峰似的，电话铃响得能把死人吵活，邮箱塞得快要爆炸——全是些该死的工作通知。
可她？
视而不见。她的整个世界，就他妈浓缩在桌面上那部冰冷的、黑乎乎的座机电话上了。
她那几根手指头，以前是弹钢琴还是画设计图的来着？
现在指甲边缘都裂开了，还带着点你几乎看不见的哆嗦。
一遍，又一遍，按下那串她闭着眼都能戳对的号码。
听筒里传来的忙音，他妈的，那漫长的、单调的“嘟——嘟——嘟——”，每一次都他妈像是在用小刀片慢悠悠地片她身上仅剩的那点希望。
凌迟，对，就是那感觉。
偶尔，极其偶尔，那该死的忙音会中断一下。
然后，那个冰冷、熟悉、不带一丝活人温度的男声，短促地、像颗子弹一样穿透电波砸进她耳朵里：“喂！”
“景明……”她的声音能抖出二里地去。
“在忙！”
“知道了……”就他妈像被掐断了脖子。
就这两三个字，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个敷衍的“嗯”，就能像一针劣质的强心针，“噗嗤”一下打进安倾霜那具早就枯萎的躯体里。
她会猛地攥紧听筒，指关节用力到发白，白得跟死人骨头似的。
她那对儿黯淡无光的玻璃弹珠，会骤然亮起一簇微弱、病态的火苗儿。
干裂的嘴唇甚至能他妈的扯出一个扭曲的弧度，难看死了。
她会对着那早就挂断、只剩下忙音嘲笑的听筒，急切地、语无伦次地念叨：“景明？景明你还在吗？我…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好像那几个破字儿是什么续命的神药仙丹。
这点儿“恩赐”带来的虚幻暖意，就像回光返照，撑死也就热乎那么一小会儿。
紧接着，更深的冰冷和更他妈强烈的渴望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她重新淹个半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