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舅舅会在我们家唾沫横飞地分析着哪支球队能夺冠。
“……要我说，肯定是阿根廷！你看看人家那个巴蒂，战神！那一脚远射，‘哗’的一下，球门都得抖三抖！”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拳头，仿佛他自己就是那个“战神”。
妈妈只是低着头，织着毛衣，偶尔会因为舅舅的声音太大，而不易察觉地皱一下眉头。
“不过啊，”舅舅话锋一转，又端起那副半瓶子醋的专家派头，“这足球，它跟人生一样，也不光是看谁的拳头硬。有时候啊，运气，比什么都重要。就看你，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电视机里那些奔跑的小人。
可我却觉得，他那句话，像一颗烧红的、沾着酒气的石子，不偏不倚地正好落进了妈妈那潭死水般平静的心里，烫出了一个看不见的、嘶嘶作响的洞。
我看到妈妈那双正在飞快舞动的、织着毛衣的手，在那一瞬间停顿了一下。
中国队毫无悬念地出局后，舅舅的生意一落千丈。
他把那些过时的VCD光盘，当成废品，五块钱一斤卖给了收垃圾的。
我们县城那股热病，也像退潮一样，迅速地冷却了下去。
大街小巷的红旗和横幅，都被摘掉了，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只有舅舅，还在坚持着。他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巴西队身上。他说，他从罗纳尔多那个“阿福头”上，看到了一种王者的霸气。
决赛那天，是星期天。舅舅提着半只烧鸡和一瓶二锅头，赖在我们家，非要扛着那台小小的、信号不太好的彩电，看完这场“世纪之战”。
妈妈没有赶他走。她只是默默地，把那件已经织得差不多了的毛衣，收了起来，然后把自己关进了帘子后面的床上。
我和舅舅，就坐在客厅里，看着那场在遥远的、名叫横滨的城市里进行的比赛。
舅舅喝得满脸通红，一会儿为罗纳尔多的错失良机而扼腕叹息，一会儿又为德国队门将卡恩的神勇扑救而破口大骂。
而我，却一个镜头也没看进去。我的耳朵一直在努力地分辨着帘子后面那片寂静里的声音。
我听不到妈妈的呼吸声，也听不到她翻身的声音。她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一样，把自己从这个屋子里彻底地抹去了。
下半场，罗纳尔多，那个顶着滑稽阿福头的男人，连着踢进了两个球。
我们家那栋破旧的红砖楼，瞬间就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男人们的欢呼声和叫好声。
舅舅也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把手里剩下的半瓶二锅头一饮而尽，然后，像个疯子一样在屋子里又蹦又跳。
而就在他那声嘶力竭的、充满了酒精味道的欢呼声里，帘子后面那个死寂的世界里，突然响起了一声极轻的、几乎被外面的喧嚣完全淹没的气音。
那声音，很短促，也很怪异。
它不像叹息那么绵长，也不像咳嗽那么浑浊。
它更像是一声从喉咙最深处被巨大的压力硬挤出来的、干涩的、短促的笑。
那或许，算是一种笑声。
但那笑声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
它尖锐，冰冷，像一小块冰，掉在了烧红的铁板上，“呲”的一声就消失了，只留下一缕微不可闻的、自嘲的青烟。
它不像哭声那样，是温热的、湿润的、能让人感到悲伤的。
它像一根冰凉的、细细的针，瞬间刺破了夜晚的寂静，也刺痛了我的耳膜。
我的心，在那一刻，不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了一下，而是像被这根冰凉的针给狠狠地扎了一下。
我宁愿听到她放声大哭。
因为哭是我能听懂的语言。
可那一声短暂而又冰冷的、不知是何意味的轻笑，却像一个我完全无法破译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号，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从脊背升起的、彻骨的寒意。
我忽然觉得，帘子后面那个一动不动的、黑暗中的妈妈，在听完舅舅那句“强者永远是强者”的醉话后，她不是悲伤，也不是绝望。
舅舅狂欢了很久，直到电视里开始播放颁奖典礼，他才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椅子上，沉沉地睡了过去，嘴里还嘟囔着“罗纳尔多……牛逼……”之类的梦话。
我关掉电视，屋子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