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初夏，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像得了某种热病。
所有的店铺，不管卖的是化肥还是女人的内衣，门口都挂上了一面崭新的、红得刺眼的五星红旗。
镇上那家唯一会用电脑刻字的打印店，生意好得忙不过来，到处都贴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红色横幅。
那一年，中国队破天荒地踢进了世界杯。
“世界杯”，这个词，像一阵滚烫的、带着汗味的季风，吹进了我们这个偏僻小县城的每一个角落。
连我们学校门口那个卖油条的张老头，都在他的油锅旁边，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了一行字：“吃张记油条，为国足加油”。
我们家，是这场狂热中，唯一的、安静的孤岛。
妈妈对足球一窍不通，她分不清什么是越位，也认不出那个据说很神奇的、留着山羊胡子的南斯拉夫老头米卢。
她只是在我们家属院里的男人们，为了一个点球的判罚而争得面红耳赤时，默默地把我们家的窗户关得更紧一些。
而我那个不着调的舅舅程伟，则理所当然地成了这场全民狂欢里最积极、也最投入的信徒。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件盗版的、印着“15号”的红色球衣，穿在身上，整天在县城里招摇过市。
他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马麦罗”，因为他听说，巴西队那个最厉害的前锋罗纳尔多，就叫这个名字，而且他也像罗纳尔多一样，剃了一个只在脑门上留一小撮的、滑稽的阿福头。
“姐！晨晨！”他几乎每隔两天，就要冲进我们家，满面红光，神秘兮兮地从他那个破旧的帆布包里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散发着油墨味的盗版VCD光盘，“最新的！内部渠道搞到的！《豪门盛宴》！《世界杯百大进球》！晚上我拿去放，保准一堆人围着看！”
我们家的那台金正牌VCD机，是舅舅去年花了一百多块钱，从一个急着用钱的赌鬼手里买来的。
平日里，他用它来看一些从街边租来的、封面模糊的香港枪战片。
但那段时间，它成了舅舅的印钞机。
舅舅在县城的夜市上，摆了一个小摊，用一台小小的、黑白的电视机，循环播放他那些盗版的足球VCD。
五毛钱看一场，买一瓶他从批发市场趸来的、冰镇的亚洲沙示，可以免费看两场。
他的生意，居然还不错。
很多买不起电视，或者家里女人不让看球的男人，都会在他那儿，花上几块钱，就着一瓶廉价的汽水，看那些穿着不同颜色队服的小人，在屏幕上跑来跑去，直到深夜。
妈妈很讨厌舅舅的这门生意。她觉得那是在“不务正业”、“投机倒把”。
“程伟，”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对又来我们家取光盘的舅舅说，“你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就靠这个，能当饭吃吗？”
“姐，你这就不懂了！”舅舅被酒精和虚假的爱国热情烧得满脸通红，他挥舞着手里的光盘，像在挥舞一面旗帜，“这叫什么？这叫‘球迷经济’！再说了，这也不光是为了挣钱！这是为了信仰！为了给咱们中国队，加油助威！”
妈妈看着他那副样子，只是疲惫地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中国队的三场小组赛，我们县城，像过了三次年。
每到比赛那天，所有的店铺都会提前关门，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传出中央电视台那个姓黄的解说员，声嘶力竭的咆哮。
舅舅的生意也在那几天达到了顶峰。
他甚至奢侈地，买了一箱小鞭炮，在中国队每次被别人踢进一个球后，就跑到院子里点上一挂，用那“噼里啪啦”的声响，来驱散弥漫在空气里的、巨大的失望。
而我们家的空气，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压抑。
妈妈依旧沉默地，坐在窗前，一针一线地，织着那件永远也织不完的毛衣。
窗外那些喧嚣的、属于世界的狂欢，和我们屋子里这片沉重的、只属于我们母子俩的寂静，形成了一种极其古怪的、互不侵犯的对峙。
我常常会一边假装看书，一边偷偷地观察她。
我看到，她的眉头总是紧紧地锁着，那双原本很漂亮的眼睛，也因为长期的失眠和焦虑，而失去了一些原有的神采变得有些黯淡。
她织毛衣的动作，很快，很机械，像一个上了发条的、不知疲倦的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