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打过招呼了”这几个字，说得又响亮又随意，像在说一件“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再寻常不过的小事。
我看到妈妈，在听到那句话时，那张原本还算平静的脸，瞬间就白了。她端着水杯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
“汪主席，”她低着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那杯水，声音很轻，“孩子还小，就是瞎练着玩的，上不了台面。我看，还是……”
“哎，你这叫什么话！”汪主席立刻打断了她，那语气瞬间就从刚才的亲切变得带上了一丝过来人特有的、不容置疑的点拨意味，“程蕾啊，你这个人，就是这点不好，太死心眼了！什么叫上不了台面？领导说你上得了，你就上得了！”
她看了一眼正在假装认真看书的我，然后凑到我妈妈耳边，用一种只有她们俩才能听见的、极其神秘的语气，接着说。
我虽然听不清她具体说了什么，但我看到了。
我看到汪主席在说话时，她的眼睛，一直瞟着我，嘴角，还带着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
而我妈妈的脸，则由白转为了红，又由红变回了更深的、毫无血色的惨白。
汪主席直起身，又恢复了那种笑呵呵的表情，像一个刚刚办完了一件天大好事的功臣，拍了拍妈妈的肩膀。
她把那张写着我的名字的、单薄的报名表，像一道不容置疑的圣旨，重重地拍在了我们家那张铺满了废报纸的、散发着墨香味的桌子上。
我看着那张报名表，心里五味杂陈。
我辛辛苦苦、一笔一划写出来的、那些黑色的、沉默的字，从一开始就和我自己没什么关系了。
它只是为了给我这件普通的货物，贴上一张闪闪发光的价签，好让那个看不见的、名叫市一中的、昂贵的柜台，能名正言顺地接收我。
汪主席走后，我们家那张铺满了废报纸的方桌，就成了一张没有硝烟的战场。
妈妈没有再问过我一句“想不想参加”的话。
她只是默默地，把那张红色的报名表，用一块小小的磁铁，吸在了我们家那台雪花牌冰箱的门上。
那张刺眼的红色，和冰箱那身斑驳的、泛黄的白色油漆，形成了一种很不协调、却又无法忽视的对照。
她对我练字的要求变得比以前严格了无数倍。
她不再只是握着我的手，教我笔顺和章法。
她会搬一张小板凳，坐在我的对面，像一个最严苛的监工。
我的手腕稍微抖了一下，她会立刻说：“重写”；我的一个撇捺，稍微顿挫得不够有力，她也会立刻说：“重写”。
我们家那叠原本可以用上一个月的毛边纸，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消耗着。
每天，我写完字后，厨房的垃圾桶里都会堆满一团团被我揉得皱巴巴的、沾满了黑色墨迹的废纸。
那些废纸，像一具具小小的、在战场上牺牲了的、沉默的尸体。
有时候，我会写到很晚。
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家属院里，别家的窗户里都传来了电视机里《新闻联播》开始时，那段熟悉的、激昂的音乐。
而我们家，只有那盏十五瓦的、昏黄的台灯，和妈妈那一声声不带任何感情的、“重写”。
我能感觉到，她不是在教我写字。
她是在用一种近乎于自虐的方式，训练我，也是在训练她自己。
她好像觉得，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听话，就能把那个已经被“打好招呼”的、内定好的结果，变得……更像那么回事一点，更能让她自己，在面对那个结果时，感到一丝丝的心安理得。
而我们家那台金雀彩电，就在那段时间开始出一些奇怪的毛病。
它的颜色变得很不稳定。
有时候，新闻联播里，那个穿着蓝色西装的男主持人的脸会突然变成绿色，像一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水鬼。
有时候，天气预报里，代表着晴天的、红色的太阳又会变成紫色，像一个熟透了的、巨大的茄子。
妈妈找了家属院里那个据说很懂电器的李叔叔来看过一次。
李叔叔拆开后盖鼓捣了半天，最后摇着头宣布，是里面的显像管老化了，没得修了，除非换个新的。
“就先这么看着吧，”妈妈对李叔叔说，语气很平淡，“反正，是红是绿，也碍不着看字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