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舅舅程伟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直到外公的病情彻底稳定，可以出院回家静养，他才找了个借口，回了乡下。
他走的时候，顺走了我两本连环画和妈妈放在抽屉里的几块钱零钱。
妈妈发现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她只是在舅舅睡过的地铺上，倒了半瓶花露水，然后用刷子，一遍又一遍地刷洗那块被他睡出人形印记的地板。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看到她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她没有抽烟，也没有发呆。
她手里拿着的，是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税收收征管法实用指南》。她没有看，只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摩挲着书的封面。
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的月光下，我看到她的脸上，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极其复杂的表情。
那里面，有感激，有敬畏，有不安，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后，不敢松手的依赖。
我忽然意识到，那捆钱所开启的，并不仅仅是外公的康复之路。
它也开启了另一扇门。一扇妈妈自己，也完全不知道会通往何方的大门。
那个漫长而又混乱的夏天，终于随着第一声秋蝉的鸣叫，落下了帷幕。
外公出院后，被舅舅程伟接回了乡下老家。
据说，外公虽然命保住了，但半边身子不太利索，说话也含含糊糊，需要人长期在身边伺候。
舅舅以此为由，向妈妈又“借”了两百块钱，说是给外公买营养品，然后就带着外公，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舅舅走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仿佛瞬间变得空旷了许多。
那股盘踞已久的、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颓败气息，终于被秋日干燥的风所吹散。
妈妈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进行了一场近乎仪式感的大扫除，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擦拭、晾晒。
当那股熟悉的、干净的蜂花牌檀香皂的味道，重新成为我们家空气的主调时，我才感觉到，那个夏天，真的结束了。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
妈妈不再深夜拖地，也不再对着饭碗发呆。
她又恢复了那个一丝不苟的税务干部模样，每天准时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去上班。
只是，她比以前更沉默了，也更忙了。
她桌上那些关于“税改”的文件，堆得更高了。
我也重新回到了学校，升上了四年级。
我的同桌，依然是曾文静。
曾文静和我，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她就像是那种养在窗台上的、需要精心呵护的茉莉花，干净、文静，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香味。
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县一中的老师，是真正的文化人。
她每天都穿着干净的连衣裙，头发上别着不同颜色的蝴蝶结发卡。
她的铅笔盒是双层的，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削得尖尖的中华牌铅笔和一块雪白的4B橡皮。
而我，则更像我们家属院墙角那棵野生的、没人打理的香樟树。我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铅笔也总是用到捏不住了才肯扔掉。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喜欢跟我说话。
她会把她妈妈从上海带回来的、带着英文包装纸的糖果，悄悄地塞给我一颗。
她也会在我因为答不上问题而被老师罚站时，偷偷地在下面对我做鬼脸。
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没有嘲笑过我“没有爸爸”的同学。
她就像那个夏天里，唯一透过乌云，照进我生活里的一缕阳光。
那个周二的下午，自习课上，我正在和一道复杂的应用题较劲，曾文静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我。
“何晨，”她压低声音，像只小猫一样在我耳边说，“这个周末，县里的新华书店，不是要开一家分店吗，就在咱们学校附近。我听我爸爸说，开业那天会有很多新书，还有打折活动。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我犹豫了一下。
新华书店，在我印象里，是一个明亮、干净，但又有点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
里面的书都用塑料封皮包着，很贵，我只在开学时，才会跟着妈妈去买教辅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