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很清脆，带着一点点北方人特有的、平直的腔调，和我们南方人软糯的口音完全不同。但很好听。
“谢谢。”我接过毛巾，小声说。
我们就那么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在屋檐下，听着外面“哗啦啦”的雨声，谁也没有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她：“你在看什么书啊？”
她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那上面，印着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辞海》。
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把一本这么枯燥的、像字典一样的大部头看得津津有味。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淡淡地解释了一句：“外公说，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理。这书里，什么理都有。”
那句话，我当时听不懂。但我却被她那种超越年龄的、一本正经的沧桑感，给深深地镇住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和我，曾文静，林海峰，我们所有人，都不一样。她不属于我们那个由分数、电脑和新衣服构成的、孩子的世界。
她像一个从成年人的世界里，不小心走错了片场的、小小的灵魂。
雨停了。我把毛巾还给她，抱着酱油瓶回了那个破败的土产公司。
从那以后，我每天下午，都会有意无意地，溜达到她家门口。
有时候，我会看到她在院子里，帮她那个步履蹒跚的外公晾晒草药。
有时候，我会看到她踩着一张小板凳，吃力地修补着屋檐上漏雨的瓦片。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神情总是那么的平静，那么的专注，仿佛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那个瞬间，那种与年龄不符的、承担起家庭重担的成熟，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
暑假结束的前一天，我要回县城了。
我鼓起我所有的勇气，把妈妈给我买的那只还没怎么玩过的、崭新的铁皮发条青蛙，用一张报纸包好，送到了她家门口。
她收下了。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不要。
她只是转身回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小的、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她把手帕打开，里面是几块晶莹剔透的、琥珀色的东西。
“这是冰糖。”她说，“我外公自己熬的，润肺。送给你。”
我接过那几块还带着她手心温度的冰糖，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
那个暑假，和郑文清的相遇，就像一场没有对白的、深刻的电影。
它没有让我感到轻松，反而让我对生活这两个字，有了一种更沉重、更早熟的理解。
当舅舅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把我重新带回那个熟悉的、充满了压抑气息的县城时，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
我推开家门，看到妈妈正站在客厅里。
她瘦了更多，但精神却很好。
她穿着一身崭新的、剪裁合体的深蓝色套装，脚上是一双半高跟的皮鞋。
她的头发，精心打理过，脸上，还化着我看不懂，但感觉很职业的淡妆。
她不再是那个只属于我的、穿着家居服的妈妈了。她看起来，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陌生的女战士。
“晨晨，回来了？”她对我笑了笑，“快收拾东西，妈妈明天，要去市里，参加一个月的培训。”
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熟悉的疲惫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义无反顾的决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