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静，依然是班里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她的名字，被红纸写在光荣榜的第一行，贴在教学楼最显眼的位置。
而林海峰，则考了全班倒数第三。他的试卷被老师用红笔画满了叉，惨不忍睹。
但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周，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林海峰的爸爸，丰泰集团的林老板，以公司慈善的名义，向我们学校捐赠了一个全新的电脑教室。
二十台崭新的、白色的联想电脑，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间新装修的教室里，屏幕上还贴着蓝色的保护膜。
在那个周一的升旗仪式上，校长用一种极其激动和高亢的语调，在国旗下，对林老板的“慷慨义举”和“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表示了最衷心的感谢。
然后，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林海峰，这个全班倒数第三的差生，作为“捐赠方的学生代表”被请上了主席台。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明显是新买的名牌运动服，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了一张写着“捐资助学，情系教育”的、巨大的红色奖状。
那一刻，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照在他那副因为尴尬和不知所措而显得有些僵硬的笑容上。
台下，他的父亲林老板，那个总是叼着雪茄、满脸横肉的胖男人，正站在一群校领导的簇拥中，满面红光地为他鼓着掌。
我站在队伍里，看着主席台上那个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的林海峰，又看了看站在我身旁，那个因为考了第一名，本应上台领取奖状，此刻却只能和我一样，站在台下鼓掌的曾文静。
我看到曾文静那张总是很文静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和我一样的、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
我忽然觉得，我们平日里在课堂上学的那些，关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诚实和努力的道理，在主席台上那张巨大的、刺眼的红色奖状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的可笑。
那天，我开始对这个看似公平的、用分数来衡量一切的世界，产生了怀疑。
而这种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再也无法拔除了。
那个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春天，最终还是在日益聒噪的蝉鸣声中，滑向了夏天。
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像一张早已注定好命运的判决书，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
曾文静依然是第一，我勉强挤进了中游，而林海峰，则毫无悬念地继续在榜单的末尾徘徊。
那张写着“捐资助学”的巨大奖状，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被晒得微微褪了色。
但它所带来的那场无声的地震，其余波却还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久久回荡。
暑假如期而至。
妈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局里要搞一个关于税改的、全省性质的成果展览，她是主要的筹备人之一。
那段时间，她几乎是以单位为家，每天都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身的油墨味回来。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管我。
就在这时，舅舅程伟又一次恰好地出现在了我们家。
他这次来，不再是两手空空，而是提着一个印着娃哈哈字样的、红色的铁皮礼盒，里面装着几瓶八宝粥和一些饼干。
他满面红光，看起来精神焕发，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喜事。
“姐！晨晨！”他一进门就咋咋呼呼地嚷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弟我，要出人头地了！”
原来，他所在的那个半死不活的土产公司，终于要进行改制，准备和一个香港来的老板合资搞一个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工厂。
而舅舅，凭借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及常年在棋牌室里练就的、察言观色的本领，居然提前巴结上了港商派来的一个经理，被许诺在新工厂里当一个管仓库的小头头。
“姐，你别看这官不大，”他得意洋洋地对我妈说，“这可是合资企业！以后我就是白领了！跟那些泥腿子可不一样了！”
他这次来，除了炫耀，还有一个目的。
他看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管，便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带我去乡下体验生活，让他这个未来的“白领”舅舅，好好地带我见见世面。
妈妈大概是忙得实在分身乏术，也或许是觉得乡下空气好，有助于我散心。在舅舅再三保证会把我照顾得白白胖胖之后，她居然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