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她转过身，看着舅舅，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不懂事的孩子。
“程伟，”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别人给你一分，你就要想着，将来要怎么还上十分。我们这种人家，欠不起。”
舅舅被她这番话说得有些发愣，张了张嘴，想反驳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他大概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向清高、要强的姐姐，会说出这样一番近乎于认命的话来。
那个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我梦见了那个儒雅的叔叔，梦见了他温和的笑容，和他给我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那神采飞扬的样子。
然后，场景忽然变了。
我梦见自己，站在那本摊开的、巨大的《复活》上。
书页像一片望不到边的、白色的荒原。
妈妈就站在荒原的中央，穿着那件米色的连衣裙，一遍又一遍地，试图用她那双漂亮的手，去擦拭书页上一个怎么也擦不掉的、小小的墨点。
而那个儒雅的叔叔，则站在很远的地方，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里。
他没有看妈妈，也没有看我。
他只是手里拿着我们家那把被妈妈摸得油光发亮的红木算盘，他那双宽厚的大手，轻轻地拨动着算珠，发出的，却不是清脆的“噼啪”声，而是沉重的、像铁链拖过地面的“哗啦”声。
每一声，都让妈妈的身体，不易察觉地颤抖一下。
我被这个压抑的梦惊醒了，出了一身的冷汗。
从那天起，一种新的、无形的秩序，开始在我们家建立起来。它不像之前那些从天而降的物件那样具体，而是更微妙，更深入骨髓。
妈妈学英语的劲头更足了。
她不再只是跟着复读机跟读，而是买了很多空白磁带，开始把自己读的英语录下来，再反复地听，纠正自己的发音。
她说，局里很快要组织一个“涉外税收业务”的培训班，名额很少，她想争取一下。
她的穿着，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她没有买什么昂贵的新衣服，但她开始注重“搭配”。
她会把一件半旧的白衬衫，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搭在一起，再在脖子上，系上一条小小的、印着碎花的丝巾。
那丝巾，让平日里严肃的她，多了一丝属于女人的、不那么张扬的柔和。
她甚至还去理发店，把那头万年不变的长发，剪成了一个时髦的、齐耳的短发。
剪了短发的她，看起来比以前更干练，也更精神了。但也更陌生了。
而最让我感到陌生的，是她脚上的变化。
以前，在那个漫长而混乱的夏天里，她穿得最多的，是那种最普通的、没有任何花纹的肉色玻璃丝袜。
那种袜子很薄，很容易破，脚尖和脚跟处，总是带着深色的、加厚的一块。
她会把破了洞的袜子，用心地缝补好，一直穿到它彻底失去弹性，松松垮垮地堆在脚踝上为止。
但从那个秋天开始，我们家床底下那个专门用来装破旧丝袜的纸盒里，再也没有增添过新的“成员”。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崭新的、被整齐地卷放在抽屉角落里的新袜子。
它们不再是单一的肉色，而是有了各种各样细微的变化。
有的是纯黑色的，不透明，紧紧地包裹着她的小腿，让她那双本就白皙的腿，在灯光下，显得更加笔直、修长，像两根精致的、黑色的瓷柱。
有的是浅灰色的，带着细密的、竖条纹的暗花，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会反射出一种很有质感的、银色的光泽。
她甚至还拥有了一双深紫色的。
那颜色，像那晚她喝剩下的、装在玻璃杯里的红酒，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成熟、神秘，又让我感到一丝心慌的颜色。
她穿这些新袜子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为了蔽体和应付工作的需要。
她会坐在床边，慢慢地，像展开一幅珍贵的画卷一样，将那薄薄的织物，一点一点地，顺着她的小腿，往上拉。
她的动作，专注而又优雅。
我常常假装在桌边写作业，余光却不受控制地，被她这个充满仪式感的、私密的动作所吸引。
我能看到，那些崭新的、富有弹性的丝线，如何紧密地贴合著她皮肤的每一寸纹理，将她小腿的线条，勾勒得圆润而又流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