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被架空的、无所事事的日子，像一层厚厚的、不透气的青苔，慢慢地，爬满了我们家所有的时间缝隙。
她不再像一开始那样，用疯狂的家务来对抗空虚。
她似乎……习惯了。
在那片属于外部世界的、喧嚣的背景音之下，我们家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极其古怪的、充满了矛盾的新常态。
妈妈嘴上，再也没有提过吕叔叔。
他的名字，连同那本厚厚的《复活》，都像被施了某种沉默的咒语，从我们家的日常对话里，彻底消失了。
她对我，甚至比以前管得更严。
她会仔细地检查我的每一份作业，会因为我一个字写得潦草而让我重写半页。
我们家的晚饭时间，开始悄悄地，向后推迟了半个小时。从五点半，变成了六点。
起初我没有在意。
直到有一次，我饿得厉害，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还不做饭。
她正坐在窗边，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杂志，听到我的话，头也不抬地说：“等天黑透了再做，凉快。”
我知道，她在撒谎。
因为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正好能看到税务局大院的门口。
而每天傍晚六点钟左右，那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奥迪车，都会准时地，从那扇大铁门里，缓缓地驶出来。
妈妈并不是在等天黑，她是在等那辆车。
她想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加班。
她从不承认。
如果那天奥迪车准时出来了，她就会立刻站起身，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走进厨房，叮叮当当地开始做饭，心情似乎也会好一些。
如果那辆车迟迟没有出现，她脸上的那层冰霜，就会结得更厚，那晚的饭菜，也总是会咸得发苦。
我们家的电视机，在那年秋天的一场雷阵雨后，彻底坏掉了。
屏幕上，只剩下一片永恒的、沙沙作响的雪花。
舅舅程伟来看过一次，拆开后盖，鼓捣了半天，最后摇着头宣布，是里面的显像管烧了，没得修了。
妈妈于是开始有了新的习惯。
她会在晚饭后，带着我，去家属院外面那条新修的、沿着护城河的滨江路上散步。
那条路是县里最新的形象工程，路灯很亮，路面很宽，是县城里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晚饭后最喜欢聚集的地方。
我常常能看到我们学校的校长，或者县医院的院长，腆着肚子和他们的夫人们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走着。
妈妈很讨厌那个地方，以前总说那里的人太吵、太爱显摆，但那段时间，她却一反常态地，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我去那里走上两圈。
她会给我买一根棉花糖。
她自己什么也不要，只是拉着我的手，在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慢慢地走着。
她的步子很慢，眼睛也不像是在看风景，目光总是在那些同样在散步的人群中，来回地、不着痕迹地扫视着。
我知道她在找谁。
我们走了很多天，都没有遇到。直到有一次，我们真的，“偶遇”了。
那天晚上，我们正走着，我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熟悉的高大背影，正站在河边的护栏旁，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留着大背头的男人在说着什么。
是吕叔叔。
我看到妈妈的脚步瞬间就慢了下来，她的手心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冰冷的汗，连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
她假装在看旁边花坛里的月季花，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朝着那个方向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
就在我们离他们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吕叔叔似乎是谈完了事情。他和大背头男人握了握手，然后转过身，正好和我们打了个照面。
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我看到吕叔叔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随即就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温和而又带着距离感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