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起来很局促，两只粗糙的大手，不停地在裤子上擦着。
他身后，还躲着一个小女孩。
汪主席热情地指着那个男人说：“程蕾，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陈师傅。老陈，这就是我们局里的大才女程蕾，和她儿子晨晨。”
那个被称作“老陈”的男人，对着我妈妈，憨厚地、近乎于讨好地笑了笑。
而他身后那个小女孩，梳着两条小辫子，也从门后探出半个脑袋。
她的眼睛又大又黑，像两颗潮湿的、黑色的玻璃弹珠。
她没有看我，而是用一种我看不懂的、充满了审视和警惕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妈妈那双穿着半高跟皮鞋的、干净的脚。
汪主席像一个熟练的导演，掌控着全场的节奏。她先是热情地介绍着双方，然后便和妈妈、老陈，开始拉着一些关于旧事的、温情的家常。
我被安排着，和那个叫默默的小女孩，一起坐在里屋那张小小的、桌面被刻得坑坑洼洼的书桌旁，“一起写作业”。
里屋的光线很暗，只有一盏拉线开关的、昏黄的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
空气里，有一股橡皮屑、铅笔末和一种小女孩头发上特有的、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她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拿出作业本。
她只是坐在我对面，两只手托着下巴，用她那双又大又黑的、不带任何表情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那不是一种单纯的好奇。
那是一种更复杂的、类似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木匠，在审视一块即将被用来雕刻的、陌生的木头的目光。
她在看我的纹理，在掂量我的质地，在判断我身上，有哪些看不见的、柔软的或者坚硬的地方。
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只能低下头，假装很认真地在整理我那个从书包里拿出来的、铁皮的文具盒。
过了一会儿，她像是终于完成了她的审视。
她站起身，绕过小小的书桌，走到了我的身后。
我能感觉到，她那小小的、瘦弱的身体，就站在离我不到一臂的地方。
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衣服上，残留的、阳光的味道。
她伸出一根细细的、有些冰凉的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我摊开在桌上的、那本作文簿的封面。
“这是你的？”她问，声音很清脆，也很好听，但那调子里，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平铺直叙的冷静。
我“嗯”了一声。
她没有再问，而是自顾自地，翻开了我的作文本。
她的手指，翻动纸张的声音很轻。
我看到，她翻到了我前几天刚写完的那篇、被语文老师用红笔在末尾画了一个大大的“优”，还批注了“感情真挚，文笔流畅”的作文。
她看着那个红色的“优”字，和那行同样是红色的批注，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向了客厅里，那个正和汪主席、老陈谈笑风生的、我的妈妈。
她没有说话。
她只是用那根冰凉的手指，在那个红色的“优”字上，极其缓慢地、一圈一圈地，画着圈。
那动作，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却像一个无声的、充满了嘲讽意味的问句。
我感觉自己的脸颊，开始发烫。我下意识地，想把那本作文簿合上。
就在我的手，即将触碰到作文本的时候，她突然开口了。
她转回头，把那双又大又黑的、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一样的眼睛，重新聚焦在了我的脸上。
她问了一个让我瞬间如坠冰窟的问题：
“哎，我问你，” 她说，语气，是那种孩子气的、不带任何掩饰的、纯粹的好奇， “让你妈妈，也来我们学校，当一次家长。我们的老师，是不是……也会给我的作文本上，画一个这么大的圈啊？”
一股巨大的、被当众剥光了衣服的羞耻感，像一盆滚烫的、带着冰碴的冷水，从我的头顶，浇了下来。
我能感觉到，我脸上的血，在一瞬间全都褪得干干净净。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想说“不是这样的”，想说那个“优”，是我自己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