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旦教育的问题得到了解决，8086同志同志最关心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实际上就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了。那些山头主义、小集体主义等等已经是成千上万年的流毒了，根本是不可能用制度克服的。
1957年的问题也显示当时的现状，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共和国在很多关键的位置上不得不继续任用过去遗留下来的人员，这一批过去时代的精英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远远低于过去时代，于是满腹的牢骚在1957年爆发了出来，如果继续拖上几年，等新中国自己所培养的人才能够顶替掉他们的位置，这些人所能够造成的影响，也就有限得很。
孙瑜所来的时代，种种政治运动和学习都已经流于形式化了，但是他深深地记得一点，经过了基层工作锻炼的人，即熟悉了基层工作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才，必然比只会做办公室的人好得多。当然，在基层只会糊弄上级领导的人也大有人在。因此，这样看下来，依靠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改造农村也是势在必行的了。
既然问题这样多，解决的方案有这样庞大，牵扯到了一个整体，那么就很有必要开一场盛大的会议就解决这些问题统一思想，形成共识，遵照方针进行针对性的布置和笃行。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可能只由几个政治局常委就决定了，必须依靠全党全体的努力，因此一次中央全会就很有必要。所以陈安平提出了开会的请求并非是他头脑发热的结果，但是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常委内部尚且不能够达成协议，而这些东西不说在政治局，就是拿到中央委员会上，也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赞同。
五号同志对于党和国家背负的责任感和他自身高尚的品格让他认识到，孙瑜所说的东西，陈安平所提到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至少是存在的，他们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也是有针对性的，有操作性，虽然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尚且还不知道。
但是五号同志意识到，一旦要推动这些计划，就自然地是要和全党的部分同志为敌，这些同志不会理解，也不会支持这样做。
“还要确保，”陈安平说道，“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经济能够维持稳定有力的增长，这样才不会出乱子。”
五号同志感受到了历史的重担。
“这个问题，”他说道，“我考虑考虑，也要广泛地征求同志们的意见，特别是几个常委同志的意见。”
孙瑜看了陈安平一眼。
陈安平倒是沉住了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