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的头三天，妈跟我说的话加在一起不超过二十句。
我数过。
第一天——也就是礼拜天——她一整天都没出卧室门。
早饭是她提前放在锅里热着的白粥和两个咸鸭蛋，我起来的时候厨房里还飘着粥的热气，但人已经不在了。
卧室门关得死死的。
我在客厅里坐了一上午，盯着那扇门，听里面偶尔传来翻身或者开关抽屉的声音。
中午她出来了。
没看我。
从卧室走到厨房，中间经过客厅的时候，目光直直地穿过我的脑袋上方，像是盯着我身后墙上那幅挂了好几年的十字绣——一只胖乎乎的招财猫。
她在厨房里待了四十分钟。出来的时候端了两碗面条——一碗搁在餐桌我那边，一碗搁在她那边。
然后坐下来吃。
整个过程没说一个字。
面条做得很随便。白水煮的挂面，上面飘了几片青菜叶子和一个荷包蛋。跟她平时那种又是红烧排骨又是清蒸鲈鱼的水准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坐到餐桌对面，拿起筷子。
“妈。”
她夹面条的筷子停了一下。大概零点三秒。然后继续夹，继续吃。
“面条挺好吃的。”
“嗯。”
对话结束。
吃完之后她收了碗筷进厨房洗。水龙头开得很大——哗啦啦的——像是故意用水声把整个厨房灌满，好让任何其他声音都进不去。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她又回了卧室。
我坐在客厅里，感觉整个屋子空荡荡的，像是只剩下我一个人。
第二天，礼拜一，要上学了。
早上六点半，闹钟响了。我揉着眼睛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房门的时候——厨房的灯亮着。锅里热着稀饭，桌上摆了一碟腌萝卜和两个馒头。
一切跟以前一样。
除了没有人站在厨房门口扯着嗓子喊“陈浩！起床了！磨磨蹭蹭的要迟到了！”
没有了。
那个声音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餐桌上一张撕下来的便签纸，上面写着她那种歪歪扭扭的字：
“稀饭在锅里，别忘了吃。”
六个字。
连“儿子”两个字都没有。
我坐下来吃早饭。馒头嚼在嘴里像是在嚼棉花。
穿鞋出门的时候，主卧的门还是关着的。她应该醒了——稀饭是热的，说明她至少在我起来之前就煮好了。但她没有出来。
没有“多穿点外套别感冒了”。
没有“放学早点回来别在路上瞎晃”。
什么都没有。
防盗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
楼道里冷得像冰窖。
爸是那天下午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