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来，往厨房走。
灶上什么都没有。
火关着。锅盖盖着。灶台擦得干干净净的。
她只是想把我支开。
我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打开冰箱看了看——里面有昨天剩的半盘红烧茄子，一碗凉了的白粥，还有那盒王阿姨拿来的卤猪蹄。
关上冰箱。
靠在灶台边，盯着墙上那块油腻腻的瓷砖发呆。
她叫我“儿子”了。
这几个礼拜以来，她一直在所有句子里刻意去掉这个称呼。
“吃饭了”、“作业写了吗”、“睡觉吧”——每一句话都被修剪得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字，尤其没有“儿子”这两个字。
但刚才，在王阿姨面前，在她需要表现得“正常”的压力下——那个被她压了三个礼拜的习惯，忽然就冒出来了。
不受控制地。
本能地。
她不是不想叫我“儿子”。
她只是在“强迫自己不叫”。
但那种强迫需要时刻紧绷着一根弦。
一旦注意力被别的东西分走了——比如需要在外人面前表演正常——那根弦就会松一下，那些被压住的习惯就会从缝隙里钻出来。
我在厨房里站了大概三四分钟。回到客厅的时候，王阿姨还在说话。这次是在讲她们小区物业最近涨了管理费的事，说得义愤填膺的。
妈在旁边“嗯嗯”地听着。
我坐回沙发另一头，拿起手机。
余光里，妈的坐姿又紧了一下。
但她没有再看我。
她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王阿姨身上——或者说，放在了“不看我”这件事上。
王阿姨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夕阳的余光把窗户染成橘红色的，客厅里的光线暖洋洋的，反而衬得那种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冷更加刺骨。
“那我先回去了啊，改天再来聊。”
“好的王姐，慢走。路上结冰了你当心点。”
“没事没事，就隔壁几步路的事。”
她们在玄关说了几句话，然后门开了又关了。
王阿姨的脚步声在楼道里渐渐远去。
妈站在玄关那儿，背对着客厅。
我能看到她的后背——那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包着她的肩膀和脊背，轮廓比几周前瘦了一圈。肩膀微微塌下来，像是绷了一下午的弦终于松了。
她在玄关站了好几秒钟。
也许在深吸一口气。也许在调整自己。也许只是在等——等那股子“在外人面前正常”的力气，慢慢从身体里退潮。
然后她转过身。
走向客厅。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的目光扫了我一眼。
那一眼跟以前所有的“回避”都不太一样。
以前的回避是冷的——像是一扇关死了的门，什么也看不到。
这一眼不是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