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盘红烧排骨我吃了个精光。
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吃，嘴里说了句“慢点吃，骨头吐盆里，别吐桌上”。然后站起来去厨房盛了碗汤端过来，放在我手边。
排骨是甜口的。她放了冰糖和老抽，炖了三个钟头，筷子一碰骨肉就分。土豆块炖化了大半，吸饱了酱汁，软烂得入口即散。
她平时做饭没这么用心。周末能吃上个西红柿鸡蛋汤配米饭就算丰盛了。
这盘排骨——三个钟头，一大盘——明摆着的过度补偿。
我什么都没说。埋头吃完了。碗洗了。灶台擦了。垃圾袋换了。
接下来几天，家里的氛围变了。
变得微妙。
表面上看一切正常。她还是每天早起做饭、出门上班、下班回来炒菜、吃完饭洗碗、看会儿电视、催我睡觉。该唠叨的唠叨，该数落的数落。
“你看你这桌子乱的！课本和脏袜子搁一块儿！”
“洗手了没有？手上全是铅笔灰就来吃饭？”
“电视关了，去写作业。期中考试还有一个月。”
字面上跟以前一模一样。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她的穿着——又收紧了。
不是冰冻期那种裹得密不透风的程度，但高领毛衣又拿出来了。
黑色那件，领口到下巴。
家居裤换回了最宽松的那条，裤管又肥又大，把腿的轮廓埋得干干净净。
棉靴也回来了——那双又丑又笨重的毛绒棉靴，把脚踝捂得严严实实。
做了几天——然后又松了。
大概第四天的时候，高领毛衣不见了。换成了一件普通的深灰色套头卫衣。
领口是圆的。不高。
第五天，棉靴又换成了灰色家居拖鞋。脚踝又露出来了。
第六天，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棉质家居服——上下分体的那种。
上衣的领口稍微宽了一点，她弯腰收拾茶几上的果皮的时候，领口往前垂了一截，能看到锁骨下面大片白皮肤和内衣的上沿——浅灰色的，棉质的，罩杯的弧线在领口底下隐隐露出一道边。
她自己没注意到。
或者注意到了，但没去拉。
她对我说话的方式也在摆。
有时候忽然很硬。
有一次我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看她炒菜。就只是站着。她忽然转过头来——“站这儿干嘛？没事回房间去。厨房油烟大。”
生硬。不带商量。
我“哦”了一声，走了。
但第二天晚上，她忽然问我想吃什么。
“糖醋鱼行不行？菜市场今天鲫鱼便宜。”
“行。”
“那你去把蒜剥了。在厨房那个塑料袋里。”
她让我进厨房帮忙了。
帮忙的时候我站在她旁边剥蒜。
她站在灶台前颠锅。
距离不到半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