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当然不会这样无力地进行下去。
只是三十岁的她比十三四岁时更明白，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人都应该学会率先保护自己。
你知道现实生活中女方提出离婚，获得家属和男方同意的概率有多大么？
十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一，亦或千分之一。
有多少句离婚被男方认为是发神经才说的。
如果只是简单地指责对方，他不洗碗，他爱打游戏，他骂我，打我，生活没有希望，日子看不到未来。
这种朴实无华的论调基本上不会获得可能存在的任何支持。
葛书云记得很清楚。
大二修习思政时，老师在某个专题给他们分享过一个案例。
那个案例发生在北方的一个村子里，女人经介绍嫁给了男人，男人看起来没什么不好的，就是喜欢用片子上学来的方法和女人发生关系。
时常将她打得遍体鳞伤，甚至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因为这种可笑的理由流掉的。
女人以为丈夫能在孩子死亡后收敛一些，可没想到，她还没出小月子，丈夫便变本加厉地索要她，甚至把她弄到医院去了，下体出血不止。
直到事情变得这样难看，直到她不得不住院治疗， 直到通过医生报警，村里、县里才终于有警察，有主任来过问她的情况，来看那些她偷录下来的录像，那些淫秽的录像带，来查证家暴、性暴力的实情。
后面的故事，她其实有点记不起来了，因为那节课，那个下午，纪录片看到这里时，她就已经崩溃。
那个时候的她，完全没想过自己日后会结婚，也没想过自己会和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走到相同的境地。
“妈。”葛书云给母亲打了一通电话。
自从上次和丈夫吵完架和母亲说了好几次要离婚的事情后，母亲便很久不接她的电话了，让她一个人留在这里，孤立无援。
“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要是还说离婚的事情，我就把电话给你爸了，让他来教训你。”母亲在这件事上，无疑是帮凶之一。
她坐在沙发上淡淡地看着夕阳，知道母亲帮不了自己，于是笑着骗她，“不是说这个，我就是好久没回家了，想你们，顺便问你们一些事情。”
在求助的这一秒，葛书云忽然改了主意。
她已经当过一次受害者了，不想再当一次。
“什么事？”母亲的口吻这才变得温和一些，从可恶的婆婆变回了她的母亲。
“我们有计划要备孕了，不知道该吃点什么补身子，想着说你和爸是过来人，也许能教我一些经验。”她的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一字一句编织着精妙的谎言。
母亲听到这话，哎哟一声高兴地不行，赶忙跟她说，“那你周末没事回来一趟，我和你爸单独给你说说。哎，还是想开了好，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呢，咱们到底是得当个正常的女人，别给他们看笑话。”
“我知道，这不是刚做好决定就给你打电话了么，想第一时间分享喜悦。”“好好好，做了决定就好，妈妈永远支持你。”她的母亲是这样和她说的。
——
葛书云很早就搬出来不和父母一块儿住了，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很难熬。
母亲总是会过度地可怜她，觉得她已经被那些不懂事的混混给毁了，所以看起来坚强、正常的母亲，一遇到她的事情上就会显得格外地卑微。
像是，无论搬到哪里，母亲那副大嗓门都要把她的事情以最可怜的形式说给周围的几个邻居听，有时候情绪上头了，还要对部分细节添油加醋。
毕竟她有过其中一个的孩子，而男女性交不过那么点事。
母亲会希望，邻居们可以看在她受过伤的份上，多关心关心她。
但是这种求来的关心——尽管她已经和母亲明说，不需要告诉每一个人——有时候显得格外恶心。
很好笑吧，她有时候是不能理解家长的。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闭嘴，他们却永远关不上自己的嘴门，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她强调，你被侵犯过，不能像正常的姑娘一样嫁人生子，有人愿意娶你已经很不错了。
听得多了，就会被他们洗脑，然后真的觉得自己无可救药。
所以比起对丈夫的怨恨，她对双亲的怨怼是更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