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学兵算是听明白了，钟院长是想让自己把成化斗彩鸡缸杯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因为故宫博物院里就有一只鸡缸杯。
但这可能吗？成化斗彩鸡缸杯价值在五千万以上，是秦学兵目前总资产的60以上，让他把自己60以上的资产捐赠出去，这怎么可能？
毕竟，秦学兵不是圣人，而且自小生活贫苦，对钱还是相当看重的，让他怎么就把价值五千万以上的东西捐赠出去，等于是在他心头割一块肉。
所以，秦学兵干脆揣着明白当糊涂：“钟院长，莫非您有成化斗彩鸡缸杯，还准备出手？”
“小秦，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成化斗彩鸡缸杯是国宝重器，把它放在故宫博物院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了解成化斗彩不是更有意义？”钟院长甚是无奈，这些年故宫收到的捐赠越来越少了，尤其是成化斗彩鸡缸杯这样的贵重的。
1949年，新华夏正式成立，第一次捐赠**也为之到来。彼时，经过长久战乱的华夏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根据镌刻在景仁榜上的名字统计，仅仅1950年的捐赠就达到15次，是此前十年之和，而接受捐赠的基本为故宫博物院。
这时候的捐赠者的心态最为复杂。有的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恩，有的出于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积极表现的心态。从捐赠者成分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宣德大王”孙瀛洲、学者郑振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在收藏界，张伯驹倾囊收藏、无私捐赠的故事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他几经周折以4万大洋的价格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46年他将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加上妻子潘素变卖的首饰，凑成黄金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处购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从郭世五处购买的李白书法《上阳台帖》和唐寅《蜀官ji图》，仅定金就6万大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花费了他110两黄金。
然而，1956年，为收藏这些字画而倾家荡产的张伯驹，又一举捐赠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包括《平复帖》、《游春图》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现均为故宫馆藏。
作为一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的章乃器，也将收藏作为重要的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因为时间充裕和此前做实业所积攒的殷实财富，到1954年捐赠之前，章乃器的个人收藏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且门类相当齐全。
郑振铎从故宫派了六位专家来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开的所有橱柜中，精心筛选了一个月，共选走藏品1100余件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宫馆藏的青铜器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以及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珍贵精品。
公开的资料显示，那段时间，个人除了捐赠给故宫的珍贵藏品，后来包括国家博物馆等机构的受赠文物也数量不少、价值不菲。
六七八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接受的捐赠越来越多，总计超过二十万件，然而92年一场拍卖会却毁了这一大好形势。
92年一场由京城组织的文化拍卖会开幕，直至今天都认为这次拍卖会是改变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的标志**件。此后，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日渐红火。
然而，当文物价值通过拍卖等形式逐渐得到承认的时候，却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文物价格的上涨速度超出想象；个人捐赠的数量越少。
钟院长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已经多年，但也无法改变这一情况，毕竟古玩价值不菲，少有人愿意把一大笔钱就这么捐赠出去。更多的人还是把古玩当作保值、投资物品。
